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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早读精品20篇:人物春秋  

2016-12-24 15:07:0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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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早读精品20篇:人物春秋

【目录】

1、《桃花庵里桃花仙》(节选) ——唐伯虎            作者:慧  远

2、《吹箫说剑》               ——龚自珍                     作者:王开林

3、《文天祥千秋祭》(节选)   ——文天祥              作者:卞毓方

4、《梅香正浓》               ——史可法                     作者:白  桦

5、《李渔的“闲情”》         ——李  渔                  作者:辰  君

6、《用心灵走近蒲松龄》       ——蒲松龄                作者:韩  青

7、《宣南雨又来》             ——谭嗣同                   作者:袁  鹰

8、《沉  船》                 ——邓世昌                       作者:高洪波

9、《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     ——林则徐               作者:梁  衡

10、《引得春风渡玉关》        ——左宗棠                作者:冯伟林

11、《伟大的二重性格》        ——鲁  迅                 作者:孔庆东

12、《一代儒僧李叔同》(节选)——李叔同           作者:来新夏

13、《林语堂的生活艺术》      ——林语堂              作者:竺  晓

14、《觅渡,觅渡,渡何处?》  ——瞿秋白            作者:梁  衡

15、《天才徐志摩》            ——徐志摩                  作者:余  杰

16、《老舍之舍》              ——老  舍                    作者:刘美芹

17、《狷者朱自清》            ——朱自清                  作者:叶兆言

18、《上善若水》(节选)      ——沈从文              作者:谢 伦

19、《我读汪曾祺》            ——汪曾祺                  作者:陈喜儒

20、《北岛:在语言中漂流》    ——北  岛              作者:刘鹏凯

 

桃花庵里桃花仙(节选)

——风流才子唐伯虎的前世今生

慧  远

    在中国世俗社会中,唐伯虎这个名字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且不说关于他的各种野史逸闻滥觞于民间,旧时的一部《四杰传》以及评弹《三笑姻缘》亦可谓深入人心,遍传于大江南北之街头巷尾与茶楼酒肆。再加上近世影视作品的推波助澜,更使得唐伯虎的形象带有了浓重的世俗文化意蕴,他本人也日益被打造成为一个半人半神的传奇人物。唐伯虎的形象向以风流倜傥和潇洒不羁为其标准的民间定式,各种版本的唐伯虎故事所突出表现的也大抵不外他恃才傲物、游戏人间的才子本色,无论是明人冯梦龙的小说《唐解元一笑姻缘》,还是当代周星驰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其间一脉相传的无不是唐才子对传统道德的藐视和对世俗规范的颠覆,他的所作所为既与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大相径庭,而他的风流韵事却又为一般大众所艳羡和津津乐道,其微妙之处的确耐人寻味。那么,现实生活中的唐伯虎,其真实的面目究竟如何呢?

    我们先来翻阅一下《明史》。这部由清代官方所修的卷帙浩繁的正史,留给唐伯虎的不过只有区区二百多字而已。在五十多人的文士合传中,唐伯虎名列倒数第十六,其志传的内容如下:“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性颖利,与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诸生业。祝允明规之,乃闭户浃岁。举弘治十一年乡试第一。座主梁储奇其文,还朝示学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几,敏政总裁会试,江阴富人徐经贿其家童,得试题。事露,言者劾敏政,语连寅,下诏狱,谪为吏。寅耻不就,归家益放浪。宁王宸濠厚币聘之,寅察其有异志,佯狂使酒,露其丑秽。宸濠不能堪,放还。筑室桃花坞,与客日饮其中,年五十四而卒。寅诗文初尚才情,晚年颓然自放,谓后人知我不在此,论者伤之。”另外,一些地方志诸如《江南通志》、《苏州府志》和《吴县志》等,对唐伯虎的记载也基本如此,其间并没有太大的出入。由此可见,唐伯虎除了的确以才华名动一时之外,其个人经历与宗法社会中所有的落拓士人一样,也并无多少特殊之处,至少,这个唐伯虎与民间传说中的那个风流才子形象相距甚远,两者之间不可以道里计也。

    唐伯虎生活的年代正值明代承平日久的中后期,正德年间也曾经被许多古今学者视之为明代社会发生微妙变化的一个转捩点。那是一个很好玩的时代,从皇帝到平民都充满了一种玩世不恭的精神,正像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描述的那样,十四岁即位的正德皇帝“有超人的胆量、充分的好奇心、丰富的想像力。这样的人作为守成之君,可谓命运的错误安排。正德没有对传统屈服,他有他自己寻欢作乐的办法,而且我行我素、毫不为臣僚的批评所动摇”。的确,正德皇帝虽然算不上是称职的皇帝,倒不失是一位性情中人,而且,他对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均采取了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这就使得商业行为与意识悄悄地越过了政治所能容许的范围而自行发展,都市时尚与各种奢华的交易也开始萌芽,明代初期的那种小国寡民式的社会理想与道德体系则逐渐瓦解。虽然这些未必出自正德皇帝的本意,但其结果却是无可避免地打破了农耕社会原有和谐的阶级关系——既然连皇帝都在向往自由,士人自然更是上行下效、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直接促成了一种新的士绅文化品格的形成。唐伯虎生活的苏州自古就是曹雪芹所说的“最后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特别是到了明代中后期,苏州更成为整个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真个是“说不尽富丽乾坤,话不完繁华景象”(《四杰传》)。这就为市民文化的勃兴提供了适宜的温床。文化的多元自然少不了狂士的点缀。苏州之所以在那个时代英才辈出、群星璀璨,亦显然是得益于商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包括唐伯虎在内,祝枝山、文征明、张灵等人俱为苏州当地一时的才俊。站在个人的角度上,可以说印象中江南风物的钟灵毓秀与天宝物华,是与这些才子们紧密相连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业已成为江南人文地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商业文化的繁荣虽然带来了明代士风的转变,却也使得身处红尘世界中的士人们陷入了精神上的躁动以及满足欲望与保持道德之间日益紧张的两难选择之中:一方面他们要面对物质享乐的诱惑,另一方面则要面对世道沦落所带给自己的忧患意识。他们既是商业文化的得益者,却又对商业文化抱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因为他们早已习惯了朴素的生活和对“学而优则仕”按部就班的追求方式,正是商业文化的繁荣使他们丧失了自己的道德屏障,让他们一时之间即变得失魂落魄、手足无措起来。生活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中,唐伯虎伊始就对科举抱有一种欲迎还拒的矛盾心理,从情感上难以接受,理智上却又不得不去俯就绳墨,虽然科举制度与他的思想个性格格不入,但又没有其他的出路可供选择;虽然他早年即以“才子”名世,但“才子”这个称谓只是一种民间荣誉,既不能拿来当作吃饭穿衣的本钱,也不能给个人前途带来任何的实惠。除了继续走“学而优则仕”这条老路以开辟自己的美好前程之外,唐伯虎根本就别无选择。不过,仕途这条路也不是谁想走都能够轻易走得通的,论才华,唐伯虎固然是才华超绝,足以恃才傲物,但仅有才华却是远远不够的。在传统社会中,仕途就是官场,而官场又是什么呢?官场的规则与性情中人的生活原本就截然不同,入官场首先需要练就一身趋炎附势的软硬功夫,同时还必须深谙厚黑之术,只有那些老于世故、虚与委蛇之辈才有可能在其中如鱼得水——这是由宗法社会官僚制度的特点所决定的,那些才气纵横、锋芒毕露的才子们不但会弄得大家都没有饭吃,而且,由于他们的才气和自信,也更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而遭到体制的排挤。所以文人在世俗社会中大抵只能有两种选择,或者事功,那就只有隐藏起自己的本来面目,夹起尾巴去等待时机;或者自娱,满足于个人心性,那就干脆放浪形骸、笑傲江湖。这两者之间形同水火,根本就是难以折中的。然而不幸的是,唐伯虎身上既具有才子百无禁忌的傲气,又有着孩子般的单纯与不谙世事。所谓“性格就是命运”。唐伯虎虽然和天下所有的士人一样,想依靠科举来实现自己的个人抱负,但即使没有科场舞弊案的发生,他也未必能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地走下去。对此,经过一番磨砺之后的唐伯虎才逐渐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曾在《与文征明书》中不无悲愤地作了如下反省:“墙高基下,遂为祸的,侧目在旁,而仆不知。从容晏笑,已在虎口。庭无芜桑,贝锦百匹,谗舌万丈,飞章交加。至于一辈子震赫,如捕诏狱,身贯三木,卒吏如虎,举头抢地,涕泗横集。……海内因以寅为不齿之士,仍拳张胆若赴仇敌,知与不知,毕指而唾,辱亦甚矣。”

    唐伯虎的诗词向以“语殊俚浅”名世。他认为创作就是为了抒发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声言“人生贵适志,何用刿心镂骨,以空言自苦乎?”这种论点在以“前七子”为首的“复古派”把持文坛的当时,无疑具有一种开风气之先的意义。俚俗入诗对唐伯虎在民间的文名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同时,他的这种创作态度对晚明文坛影响甚巨,非但徐文长、袁中郎等人深受启发,我们甚至在清初“性灵派”文人的创作中也仍然能够看出唐伯虎的流风余韵。唐伯虎经常在自己的诗文中以李白自比,民间也曾传说他与祝枝山、张灵在雨雪天扮作乞儿,鼓节唱莲花落,得钱则沽酒去寺中痛饮,并大呼“此乐惜不令太白知之!”这一方面可见其放浪形骸、荒诞不经之一端,另一方面亦可见他们对李白诗境的刻意追求。但是,与李白相比,唐伯虎的诗文无论在格局上还是气魄上都明显小了许多。这当然怪不得唐伯虎,因为明代社会的逼仄与大唐气象从来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古代士人似乎总会对时间与生死之类的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唐伯虎的诗文既然是为了“以口传心”,我们在其中读到的除了他对个人身世的感叹之外,还有一种徘徊于大地的大感伤与大悲悯,即使是在唐伯虎的那些描述寻欢作乐的诗文中,也仍然蕴含着一丝对于时光流逝的永恒恐惧。比如唐伯虎的那首广为人知的《桃花庵歌》,他虽然在诗中以“桃花庵里桃花仙”自命,表现出一副安贫乐道的旷达胸怀和一种诗酒逍遥的人生境界,但他最终还是将时间看做了衡量人类一切希望和欲望的尺度,其结局也仍然不免要归结到虚无,归结到一个不可抗拒的人生宿命。另外,像《一世歌》、《感怀》、《叹世》、《怅怅词》等作品,也大致表现了同样的创作意象。应该说唐伯虎民间形象的形成,的确是与他创作的通俗易懂分不开的。而他对于后世文人的影响,则与徐渭、袁宏道、沈季、尤侗等人的大力彰显不无关系。所以,后人一般都把唐伯虎归之于晚明人物,因为真正开启晚明一缕文脉的,从理论上讲自然属王阳明最有建树,但如果从精神人格与身体力行方面来说,却是唐伯虎的影响更大一些。

 

吹箫说剑

王开林

    龚自珍(定庵)以其卓然不俗之姿进入我的视野,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那时,初中《语文》课本里收入了他的《病梅馆记》。老实说,我背熟了这篇文章,心头便斧刻下一痕磨灭不去的印象:江、浙两地的文人墨客爱梅成癖,乖悖自然精神,“以曲为美”、“以欹为美”、“以疏为美”,颇有点像是薜萝村中的东邻女儿,竟以西施捧心为美。要使病态美的效果臻于极致,他们多有绝招——“斫直、删密、锄正”,扭曲梅的天性,不惜夭阏其生机。于是乎,龚自珍感叹道:“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作者同情病梅,更深层的意思则是同情封建时代的士子,从小到大,个个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文;还被礼教牢牢地束缚,时时处处低眉垂首,察言观色,活得极不自然,而且缺乏应有的趣。其后,高中课本续选了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之一:“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仍是与《病梅馆记》同一路数的作品,进步也显而易见,由同情病梅转为呼唤强者。单从这一文一诗,我还不清楚他身上究竟有几分狂狷豪侠的成色,也不明白他为何能高蹈狂舞二十余年,被誉为“文坛之飞将”。怪只怪我接触《龚定庵全集类编》较晚,对他的作品和身世所知寥寥。想起来真好笑,在我心目中,长时期,他只不过是清代的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诗文家”,属于《小说面面观》(英国小说家弗斯特著)里所讲的那种“扁平的人物”类型,缺乏立体感和纵深感,一团影像,十分模糊。

    定庵出生在杭州的诗礼簪缨之家,母亲段驯是文字学大师段玉裁(代表作为《说文解字注》)的女儿,同样善于“以字解经,以经解字”。这样的家学渊源,不用讲,龚自珍受惠良多。他髫龄早慧,十五岁分韵作诗,十九岁倚声填词,二十三岁作《明良论》四篇,送给外公段玉裁斧正,得到很高的评价,其语为:“吾且耄,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

    《定庵先生年谱》大体是粗线条的,细节不多。我找来找去,也只找到一条有趣的记载:龚自珍孩提时,只要过了正午,听见柔靡的箫声就会生病,及至长大了,仍旧如此,可谓应验如神。谁也弄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可是龚自珍的诗词中总是充满了剑气和箫声,“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秋心》之一),“狂来说剑,怨去吹箫,两样销魂味”(《湘月》),“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己亥杂诗》之一),难怪他一生多病多灾。定庵常说其前身是一位修道未精的老和尚,莫非老和尚修道未精就听不得箫声?真是咄咄怪事。

    在科举考场上,大才子蹭蹬者多,顺遂者少,定庵也不例外。直到三十八岁那年,他才勉强通过春闱,考中三甲第十九名进士,这个成绩够悬的,离落第并不太远。清代的殿试以书法为重,龚自珍的毛笔字马马虎虎,就为这一条,他便跻入不了鼎甲、二甲之列,点不了翰林。龚自珍的官运也平淡无奇,四十六岁在礼部主事(从六品)任上便封了顶,再也没有升迁的迹象。

    有一回,定庵去拜访身为部长高官(礼部尚书)的叔叔,刚落座,叔侄尚未寒暄数语,阍者就报告说,有位小门生到府中求见。来人新近入了翰林,正春风得意着呢。龚自珍只好暂去耳房回避,外间的谈话听得倒也一清二楚。尚书问门生最近都忙些什么,那人回答,也没啥要紧的事情,平日只是临摹字帖。尚书夸道:“这就对啦,无论大考小考,首要的是字体端庄,墨迹浓厚,点画工稳。若是书法一流,博得功名直如探囊取物!”那位门生正唯唯诺诺地恭听教诲,定庵忍不住在隔壁鼓掌哂笑道:“翰林学问,原来如此!”这话直弄得那位门生大窘,慌忙告辞,尚书则大怒,将龚自珍狠狠地呵斥了一番,叔侄间竟为此断绝了长年的亲密来往。狐狸吃不到葡萄,便说葡萄是酸的,也很可能认为它格外的甜。定庵未入翰苑,受到的刺激还真不小呢,后来,他干脆让女儿、媳妇、小妾、宠婢都日日临池,而且专练馆阁体。平常,若有人说到翰林如何如何,他就会嗤之以鼻地挖苦道:“如今的翰林,还值得一提吗?我家的女流之辈,没有一人不可入翰林,不讲别的,单凭她们那手馆阁体的毛笔字,就绝对够格了!”瞧,他这讽刺牢骚的话说得多滑稽。你称这是狂吧,他也真狂得妙趣横生。

    大凡性情中人,喜欢讲怪话,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动辄触犯时忌,在官场里就休想混出多大的名堂。定庵作过一副对联:“智周天下而无所思,言满国中而未尝议。”这种证悟法华三昧的话,说说而已,他如何能臻达化境?定庵只好认命,做个诗酒风流的名士,感觉也不错嘛,至少比那些削尖脑袋苦苦钻营的家伙活得更潇洒快意。

    放浪形骸之外的人,身上总难免会有长年改不掉的毛病。定庵平日身上不可有钱,有钱即随手化尽,花酒也没少吃,樗蒲之戏(赌博)也没少玩,而且场场必输。所幸他诗名大,崇拜者不乏其人,借钱给他,似乎还嫌不够客气和义气,有人干脆送钱给他,索性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这位名士的快乐之上。定庵嗜赌,多半花别人的钱,得自家的快活,如果真要他破财,他一早就倾家荡产了。令定庵最沉迷的赌戏是摇摊(即压宝),他经常吹牛说他能用数学公式解出大小输赢的概率,分毫不差。令人咋舌的是,他的“研究工作”竟做到了卧室里,帐顶画满一大堆数字,没事时,他就躺在床上,抬头琢磨那些数字的排列组合,从中探寻消长盈虚的信息。定庵不止一次地吹嘘自己的赌术天下独步,了解他的人则清楚,其所谓独步天下的赌术,只不过是赵括那样的纸上谈兵,全无实际效果。

    有一回,扬州某盐商家大排宴席,名流巨贾齐聚,酒过三巡,照例要开赌局。有位喜欢附庸风雅的王姓客人,是定庵的崇拜者,那天晚到,看见龚大诗人独自拂水弄花,昂首观云,似有萧然出尘之想,便凑到跟前来搭讪:“您不喜欢热闹吧?独自游园,可真是雅人深致啊!”

    定庵却笑道:“陶靖节(渊明)种菊看山,哪里是他的本意,只不过无可奈何,才纵情山水之间,以寄托满怀忧郁。所以他的诗文越是旷达,就越是表明他不能忘怀世事。我拂水弄花,也是这种境况而已,没什么特别。”稍停,他又说:“今天的赌局,我早看得雪样分明,只因阮囊羞涩,才使英雄无用武之地。可惜世间没有豪杰之士,肯借赌本给我去大博一场!”王君正愁没有进一步攀结定庵的契机,听他这样海侃神吹,还能不倾囊相助?两人联袂入局,赌小赌大,呼卢呼雉,转眼间,就连输五把,一千两银票顿时化为乌有。王姓客人多的是钱,倒没怎么着恼,定庵却气得嗷嗷直叫,一跺足,扬长而去。

    是真名士自风流。可是定庵风流过了头,代价未免太高了一点。定庵的情敌很不简单,是荣恪郡王绵亿的儿子,姓爱新觉罗名奕绘,文学上的造诣也不浅,著有《明善堂集》。奕绘受封为贝勒,其妻太清西林春则为福晋。太清本姓顾,是江苏吴门人,才色双绝。奕绘不仅会做官,还特别爱才,家中自然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四十四岁时,定庵任宗人府主事,是奕绘的部员,常去府邸交差。贝勒把他尊为上宾,随他在府中行走,时或与太清诗词唱和。定庵《己亥杂诗》中有“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的诗句,浪漫温馨,即真实写照。久而久之,两人通了情款。太清常穿白衣,披红斗篷,凌波微步,胜似天仙,手指洁白如玉,尤其喜欢骑在高头骏马上弹铁琵琶,见过的人都说她是王昭君再世。定庵有绝活,他与太清用蒙语聊天,用汉语写诗,用吴语调情,表面上看不出半点蛛丝马迹。但情之所至,神魂为之颠倒,又怎能长期避人耳目?贝勒暗中派人追杀定庵,一定要致他于死命。所幸太清的仆人忠心爱主,侦获这一阴谋,及时通知了定庵。事出仓促,定庵孤身逃往江东,路费不足,竟差点污面做了乞丐。

    定庵五十岁时(1841年)殁于浙江丹阳。《年谱》上说他是“暴疾捐馆”——当时他是云阳书院讲席——此事令人疑窦丛生。莫非奕绘不依不饶,一直穷追不舍,到底还是用鸩酒取了定庵的性命?

    嘉(庆)、道(光)之际,定庵与魏源并肩齐名,有“龚魏”之称。就文学而言,龚胜于魏;以政见而论,魏胜于龚。定庵也极力主张御外侮,焚鸦片。他一直关注塞防与海防,曾撰《蒙古图志》,洞悉沙俄的狼子野心。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去广东禁烟,定庵写了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劝老友多带兵,多筑炮台,多留神,准备一战,他的确很有先见之明。定庵真有侠肝义胆吗?“狂来说剑,怨去吹箫”,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惜豪情都付流水飘风,虽是极佳曲调,时人和后人都听不分明。弱质书生自古好为大言,连诗仙李白也未能免“俗”。

    定庵在《己亥杂诗》中称好友黄玉阶“亦狂亦侠亦温文”,此语又何尝没有自况之意?他的豪情都落在纸上,这样也好,一百多年后读他的诗,我的鲜血仍能烨然着火。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

    在内受箝制,外遭欺侮的年月,纵有侠骨也沉沦啊。林则徐可谓大侠,却被冤里冤枉地充军伊犁。此前,定庵已然魂归西土,要不然,眼看着老友踽踽西出阳关道,真不知他的赠别诗该怎样下笔。

    定庵死于五十岁,未终天年,尤其是未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龚孝珙于咸丰十年(1860年)乐颠颠地带着英法联军去火烧圆明园,可算绝顶幸运了!   

 

文天祥千秋祭
卞毓方

    那天,牢房里苦热难耐,天祥无法入睡,他翻身坐起,点起案上的油灯,信手抽出几篇诗稿吟哦。渐渐地,他忘记了酷热,忘记了弥漫在周围的恶气浊气,仿佛又回到了“夜夜梦伊吕”的少年时代,又成了青年及第、雄心万丈的状元郎,又在上书直谏、痛斥奸佞,倡言改革,又在洒血攘袂,出生入死,慷慨悲歌……这时,天空中亮起了金鞭形的闪电,随后又传来了隐隐的雷声,天祥的心旌突然分外摇动起来。他一跃而起,摊开纸墨,提起笔,悬腕直书: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文天祥驻笔片刻,凝神思索。他想到自幼熟读的前朝英烈:春秋的齐太史、晋董狐,战国的张良,汉代的苏武,三国的严颜、管宁、诸葛亮,晋代的嵇绍、祖逖,唐代的张巡、颜杲卿、段秀实,他觉得天地间的天气正是充塞、洋溢在这十二位先贤的身上,并由他们的行为而光照日月。历史千百次地昭示,千百次啊;一旦两种健康、健全的人格走碰头,就好比两股涌浪,在大洋上相激,又好比两颗基本粒子,在高能状态下相撞,谁又能精确估出它所蕴藏的能量!又一道闪电在空中划过,瞬间将土牢照得如同白昼,文天祥秉笔书下: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一串霹雳在天空炸响,风吹得灯光不住摇曳,文天祥的身影被投射到墙壁上,幻化成各种高大的形状,他继续俯身狂书:
  “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室外,突至的雨点开始鞭抽大地。室内,天祥前额也可见汗淋如雨。然而他顾不得擦拭,只是一个劲地笔走龙蛇。强风吹开了牢门,散乱了他的头发,鼓荡起他的衣衫,将案上的诗稿吹得满屋飘飞,他兀自目运神光,浑然不觉。天地间的正气、先贤们的正气仿佛已经流转灌注到了他的四肢百骸、关关节节!
  啊,古今的无穷雄文宝典,在这儿都要黯然失色。这不是寻常诗文,这是中华民族的慷慨呼啸。民族精魂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常常要推出一些人来为社会立言。有时它是借屈原之口朗吟“哀民生之多艰”,有时它是借霍去病之口朗吟“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一次,便是借文天祥之口朗吟《正气歌》。歌之临空,则化为虹霓;歌之坠地,则凝作金石。五岳千山因了这支歌,而更增其高;北斗七星因了这支歌,而益显其明;前朝仁人因了这支歌,而大放光彩;后代志士因了这支歌,而脊梁愈挺。至此,文天祥是可以“求仁得仁”、从容捐躯的了,他已完成在尘世的使命,即将跨入辉煌的天国。
  “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
  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写完最后四句,文天祥掷笔长啸。室外,滂沱大雨裂天而下,夹杂着摧枯拉朽的电闪雷鸣,天空大地似乎将要崩裂交合了。天祥凝立不动,身形俨如一尊山岳!

 

梅香正浓

白  桦

    我自幼酷爱诵读中华民族英烈们所给我们遗留的诗文,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夏完淳、秋瑾……也酷爱诵读他们的同代人或后人关于他们的记述。只要有可能,我都要去探访他们的故居、墓地和留有他们血迹及深深脚印的土地。我以为和他们相关连的风物倍加亲切,虽然每一次都有一种悲愤苍凉的思绪久久不能释然,我还是要去寻觅、登临,并感念他们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伟大气概。

    人,知炎凉、知利害,易;知耻,却难;知耻而后洁身至死,更难。我想在这里披露一件我9岁时遇到的一件事。我出生在河南省信阳市,就是京剧里的宋士杰住的那个信阳州,他的小旅店开在西门之外,我家住天西门之内。1939年,苦难中原已经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一年。一个深秋的傍晚,一小队日本宪兵牵着一个浑身血污的年轻抗日志士,押往西门外的乱尸岗,那里是历朝历代行刑杀人的屠场。一群无知的顽童(其中也有成人)呼啸着尾随在这些刽子手的背后去看热闹,我被这股愚味、无聊和癫狂的冲动所吸引,被卷进他们的行列。刚刚走到西邻豆腐坊王大娘的门前,我的胳膊突然被一只非常强有力的手抓住,一把就将我从那群人中间拉了出来,我差一点被摔倒在臭水沟里。抬头一看,是王大娘。她怒不可遏地问我:

    “你去哪儿?……你起什么哄?你爹被他们活埋才几天?……你!怎么能这样……”她的话如同当顶霹雳,使我在一陈颤栗之后失去了知觉。在以后的很长一个时期,我都不敢在街坊邻居们面前抬头,我开始知耻了。每当我在多乖命运的途中走近污秽泥潭的时候,那位可敬而严厉的王大娘就出现在我的眼前,并及时伸出有力的手把我牢牢抓住。

    今年我才有机会访问苏北文化名城扬州,5月的最后一个上午,当我登上扬州广储门外的梅花岭,站在高大的银杏树下,立即想起我曾熟读过的两篇散文。一篇是清桐城学派的创始人方苞写的《左忠毅公逸事》;一篇是清乾隆年间因文字狱治罪幸而免死的学者全祖望写的《梅花岭记》。前者并未直接记述史可法,写的是史可法的宗师、明末东林党人左光斗。文章以左光斗“视学京畿”起笔,描写他在风雪古寺之中偶见一书生伏卧案头,他读了书生刚刚写就的文稿,立即脱下自己的貂裘盖在书生身上,并为他关上门户。和尚告知他:那书生名叫史可法。不久,左光斗主试,当他听到门史唱出史可法的名字的时候,“瞿然注视”,当即“面署第一”。并召见。在史可法拜见左夫人的时候,左光斗说:“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文章紧接着就写到左光斗被阉党陷入牢狱,史可法朝夕在狱外无门可入。当他听说左光斗受了炮烙之刑,命在旦夕,立即筹了50两黄金,“涕泣谋于禁卒”,禁卒受到感动,让史可法化装为掏粪者进入牢房,史可法跪着抱住已经血肉模糊、不成人形的在光斗呜咽不止。左光斗听出了他的声音,奋臂用手拨开自己溃烂的眼皮,怒目注视史可法,喝斥他速去:“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持者!”

    史可法才“不敢发声”,悄然退出。后来,史可法常常流着泪向人叙及此事:“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应该说,从那时起,铁石肺肝的左光斗也铸造了史可法。

    “顺治2年酉4月,江都(即扬州)围急,督师史忠烈公知势不可为……”这是全祖望《梅花岭记》一开始的两句话。史可法召集众将表明自己将“与城为殉”的决心,他希望有一个人在最后帮助他完成大节。副奖史德威“慨然任之”,史可法当即认为义子。“25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诸将果争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执刃。”终于为清兵俘获,史可法“大骂而死”。前一篇文章写史可法未敢昧大义而轻生,后一篇文章写史可法未敢昧大义而惧死。

    南明最后一位兵部尚书大学士史可法受命于危亡之秋,内忧外患,情势正如“史公墓”前抱楹联的上联所述:“时局类残棋杨柳城边悬落日。”当时福王朱由崧昏聩荒淫,权奸马士英、阮大铖等把持朝政,大将左良玉病死于军中,其子左梦庚兵败降清。清兵大军压境,各镇兵马又不听史可法的调度,困守孤城,清兵破扬州后屠城10日,尸山血海。风雪寺中苦读的史可法所以能成就为永垂不朽的史可法,难道和不成人形、血肉模糊的左光斗的厉声喝斥没有关系么?!史书里写道:史可法每上书福王论及国事,必再三朗读草稿,涕泪满面,部将与士兵均为之动容。

    这就是为什么扬州城破之后,全军将十无一降敌的重要原因。史可法的精神光焰烛照孤城扬州,并点燃了每一个军民胸中的正气。

    史可法生前遗言:“我死,当葬梅花岭上。”但史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因而生出许多“史可法未死”的传说和众多冒史可法之名起兵抗清的事来。全祖望接着写了一段明末第一号大汉奸洪承畴与被俘的吴中义军首领孙光奎的对话。洪问孙:

    “你在军中,知不知道史可法是果真死了?还是活着?”

    孙反问他:

    “你从北地来,知不知道在松山殉难的洪承畴是果真死了?还是活着?”

    洪承畴狼狈不堪,急令斩杀孙兆奎。全祖望感叹说:

    “其气浩然,长留天地之间。”

    左光斗之前,中华先烈灿若繁星;左光斗之后有史可法,史可法之后,有孙兆奎,有夏允彝父子,有秋瑾、李大钊、方志敏……依然是群星璀璨。

    史可法墓前的飨堂上有一幅当代人撰写的七言楹联,使我吟哦良久:

    “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红梅如血泪,明月是冰心。“二分明月”出自唐代诗人徐凝的诗句“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瞻仰了史可法的衣冠冢以后,西向步入史公祠,祠内挂有史可法坐像。这位出生于中原的乡里先贤似在审视我,使得我顿时由伤感而肃然。一位中年女解说员走过来,主动向我介绍史可法的生平事迹,虽然这些解说词她讲述过何止千百遍,但依然声情并茂,激情溢于言表。馆长走进来对她说:“你不要给白先生讲解了,他不需要你讲解。”其实不然,我很想听她讲下去,虽然她讲的一切我都知道。于是,她递给我一本简陋的中学生练习簿,要我留几个字,我有些踌躇。翻开练习簿,看见已有许多景仰者的留言,其中甚至有几位大名鼎鼎的将军和文化人。思索再三,只好恭恭敬敬在练习簿上写下这样几句发片肺腑的感慨:

    “每当我们民族处于危亡之秋,总会出现两类人。一类人有邦国而无自身,敬畏史笔,体恤民苦,壮怀激烈,视死如归。另一类人则重私利而轻大义,色厉内荏,寡廉鲜耻,戕害同胞,践踏故土,只求一时富贵权柄,置世世代代之唾骂于不顾。每念至此,感慨系之,不能自己……”

  伫立梅花岭下,依依不忍即去,虽非梅花开放季节,大地却久久沉浸于浓郁的梅香之中……

 

李渔的“闲情”

辰  君

    近来河北教育出版社顺应今天的阅读需求,让勤恳工作疲劳作战的现代人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缓解生活的压力,编辑出版了《重读李渔丛书》之《闲情偶寄》,作者用诙谐的语言,风趣的图片,给我们展示了一部现代的《闲情偶寄》。

    李渔的一生很有传奇色彩,他选择的人生道路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文人中是罕见的,也正因此而成就了一个别具特色的文人。李渔一生以戏曲、小说为创作领域,并以此成名,成为畅销书作家,戏曲、小说,在李渔的时代被视为“文人之末技”,被正统文人轻视。

    李渔自言:“吾谓技无大小,贵在能精;才乏纤洪,利于善用,能精善用,虽寸长尺短,亦可成名。"(《闲情偶寄·词曲部·结构第一》)他醉心于戏曲、小说,重视现世的享乐,并没有过于虚幻的精神追求,走的是一条现实的职业化道路,他的小说、戏曲都有迎合观众的一面,他大概是中国古代极少的具有经济头脑的文人。

    李渔一生醉心于戏曲,但他著作中最享盛名,至今仍广为传播的是包含戏曲理论、妆饰打扮、园林艺术、居室布置、饮食养生、器玩古董、竹木花卉等内容的《闲情偶寄》。这本书成为他一生艺术经验的结晶。《闲情偶寄》恰如其名,首先是作者有此闲情,其次是妙手偶得之,毫无牵强、刻意的成分。天下的妙文多数是在不经意中写下来的,现代散文家梁遇春就最为欣赏“信手拈来,都成妙谛”的文字,认为文章的一个重要成分是自然和风韵。

    看《闲情偶寄》的未必是闲人,常常是在忙里偷闲,才更有趣。周作人就曾说:“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恰恰是忙人更需要在小憩之时,品玩一下生活的艺术。现代都市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我们越来越缺少悠闲的心境,似乎更需要借助于李渔的“闲情”、张宗子的“梦忆”来超脱于现世中的生存竞争,使我们日益枯燥的心情得到些微滋润,我们大概会惊讶和感慨地发现,竟有人有这样闲适的心境来细细描述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审美!

    李渔最可贵的一点是追求切于日用平常事物的本真之美,他的审美由事物的具体而微处谈起,最见切实,谈论戏曲,丝丝入扣,与金圣叹以文人的眼光评《西厢》自是不同。选择演员,从肌肤开始,细到鞋袜,谈居室更是考虑到物力的艰难,所以能使“贫无卓锥者亦可行”。其谈论家居日用器物,分类、描状之详尽、细腻,真让人叹为观止。这不仅需要闲情,更需要兴致与情趣。这种切近物质本身的审美方式与我们现今社会的审美方式极相近,这大概是李渔的《闲情偶寄》至今仍备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吧。

    中国自古以来具有“文”的传统,留下的作品也精彩纷呈,但是从现代散文开始就逐渐脱离了传统“文以载道”的道路,散文更加个性化,也更加切近于日常生活。周作人认为从晚明就开始了这一文学潮流,现代散文是文艺复兴,更甚于文学革命"如果李渔没有条件走上这条自我选择的人生道路,把自己的一生沉浸在艺术追求中,我们今天也就无法读到这样一种充满艺术个性,个人生活体验的文章了。

 

用心灵走近蒲松龄

韩  青

    一个人沿崂山古径攀援,直至崂顶。在这与天穹比邻的天界,择石坐定。那苍海波涛,翩飞鸥鸟,尽收眼底;那阵阵经声,缭绕烟雾,也随罡同一起遁入云端。一个人的世界,最易浮想。想到自己离开生我的这片海边热土已近三十余载了,而这些年来,我苦苦求索的精神之旅中,每每徘徊不定时,冥冥中不时有一面容清癯的老者与我直面,让我汗颜。我知道,他就是清代伟大的布衣作家蒲松龄。

    我似一颗蒲公英的种子,从海边起飞,降落在鲁中的孝妇洞畔,一呆就是三十余年。一旦在这儿扎下·了根,就再也不想挪窝起飞了。在淄博,我经常以地主的身份带领外地客人去蒲家庄蒲松龄故居访问。岁月不居,前尘如海。蒲松龄既平凡近人又崇峻旷远的形象,便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灵深处。记不清去蒲家庄多少次,但给我印象刻骨铭心的还是我一人前往的第一次。

    第一次去拜谒蒲松龄先生正是“文革”动乱年代,当我听说蒲松龄的墓椁被挖开了时,我的心震颤了,便乘公共汽车到洪山,再沿乡间泥路磕磕绊绊地去了蒲氏墓园。那时墓园没有围墙,老远就能见到几丛高大的古柏下新挖的黄土堆积如丘。走近了,看清墓穴洞开着,只见些许朽木、碎骨、发丝,墓地周遭纸灰飘零,据附近一老者言,这是墓中一部书的残迹。这是一部从未面世的书,是作者临终前叮嘱家人务必与其合葬的一部书。

    果真如此,这太可悲了。日后若以现代高科技摄像技术,必将全真迹大白于天下。先生《聊斋志异》成书后,王渔洋1688年题写了那首著名的《戏书蒲生<聊斋志异>卷后》的绝句:“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这一年,蒲松龄48岁,离他驾鹤西去,还有27年的人生旅程,作为一生勤奋笔耕的蒲留仙,决不会坐等时光,我想坟前这部“飞天”之作,很可能就是他继《聊斋志异》之后,又一部力作。我想,在写作上,或许会丢掉他惯用的狐鬼花妖的表现形式,而选择直抒胸臆的笔触,既然要去另一世界阅读,就不必再讳避文字狱的加害了。

    上述王渔洋“戏书”的绝句,肯定了《聊斋志异》源于民间生活的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却忽略了作者创作此书的“孤愤”襟怀。蒲松龄在《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言道:“《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这就让我们真真切切地看清楚寒夜灯下,一个受难的知识分子,面对自己灵魂的拷问和鞭笞。这与《聊斋志异》所言:“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正说明作者是有所寄托的,而并非仅为“姑妄言之”。

    “文革”期间,蒲松龄故居的大门被一把锈锁将其与外边疯狂的喧嚣隔开。当我被留守故居的蒲玉水老人从一个便门带进院内时,顿觉寂静异常,满院荒草离离,墙壁、屋宇都露出些破败的样子。蒲松龄居住过的正房那纸糊着的窗棂,被风当作口哨不时吹响,几只麻雀从窗棂间飞进飞出,我们步入屋内,见几样破旧物件随便地堆在地上,正面悬挂“聊斋”匾额的背后,已被一对麻雀夫妇选作生儿育女的暖巢,破败至此,令人不免心寒。但当我听到蒲玉水介绍说,蒲松龄墓穴中出土的印章、灯台、酒盅等什物,还都保存完好时,我不仅感到这个死后不得安宁的灵魂,日后必将还有重修墓园之日。我相信:泯灭的是肉体,而不死的是灵魂。

 

宣南雨又来

——浏阳烈士谭嗣同殉难百年祭

袁  鹰

    一百年前,1898年9月28日,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八月十三。那天上午,北京城上空乌云笼罩,天色阴沉。加上道路相传,说慈禧太后已从颐和园回宫,光绪皇帝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维新变法人士纷纷被捕或远走高飞,一时间人心惶惶,不知会发生什么祸事。果然,到了下午,宣武门南菜市口,推来六辆囚车,一字排开,监刑官军机大臣刚毅一声令下,刽子手举起屠刀,寒光闪闪,砍下六颗黄金无价的头颅: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光仁。其时天色如墨,忽然风雨交加,流淌街心的鲜血,顷刻间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

这悲壮的一幕,宣告了戊戌百日维新运动的悲剧性结局,也为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为了匡世济民寻求改革救国之道的种种努力和尝试,谱写了最后一曲令人椎心泣血的壮歌。

    整整一百年过去了。

    菜市口是北京宣武门南一处交通要道,向西出广安门过卢沟桥去南方各省的必经之地。它的东南西北方向许多街巷胡同里,槐荫深处,紫藤架下,曾是明清两代许多文人学士的住宅和寄寓,散布在胡同中的许多会馆,更是南方旅京清寒文人的栖身处所,各省进京应考士子、待选官员的歇脚处。当年康有为就住南海会馆,谭嗣同住浏阳会馆。民国后李大钊、陈独秀在安徽泾县会馆编《每周评论》,鲁迅住过绍兴会馆,毛泽东住过湖南会馆。这块被当时文人们亲切地称为“宣南”的地区,是京城一块宝地,浮游着郁郁葱葱的文化氤氲。如今,它早已成为北京宣武区的黄金地段。前几年为了兴建新火车站,拓宽大街,拆除两侧房屋,烈士抛掷头颅处已被深深埋在沥青路面下,供监刑官下轿休息的老药铺西鹤年堂也移到大街以北。近日来,因为要开通向南的大道,更变成喧嚣的筑路工地,推土机不住轰鸣,运土车频繁来去,行人到此处,满眼瓦砾场,从何处寻觅菜市口的旧时模样呢?

   一百年风霜,一百年血泪,全在尘土飞扬中烟消雾散了吗?

    这些年来,有关那场从变法到政变一百天过程的书籍和文章,连篇累牍,目不暇接;电影和电视剧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凡。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殉难六君子,袁世凯、荣禄、特别是光绪帝、珍妃和慈禧太后,一百年前那些风云人物,像走马灯似地在当代读者和观众前不断闪现,涌成文学、戏剧、电影、电视“清宫热”浪潮中一个具有悲壮色彩的亮点,也引起几许慨叹,几许沉思。

    纷纷扰扰中,我的眼前总浮起那位来自湖南的青年书生谭嗣同的身影,耳边也总响起他那浓重的浏阳乡音。谭嗣同于9月23日被捕,5天后就义。梁启超记叙了他这位知心好友最后的心曲,那句掷地可作金石声的誓言,传诵了一百年:

    “……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君自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

    浏阳烈士的两句遗言,确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变法、改革、革命,一切改变旧制度、旧观念,一切改造旧社会、旧世界的行动,“无不从流血而成”。谭嗣同目睹时艰,自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以后,东西方帝国主义者步步侵犯,得寸进尺;清朝廷腐朽昏庸,因循守旧,苟且图存,生机已尽,他才甘愿以自己的流血牺牲唤起沉睡的民族。千百年来,那些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临大节而不辱,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忠义节烈之士,从来都被后来者奉为最高的楷模。他们身无寸铁,手无缚鸡之力,有的只是满腔碧血,一片丹心。但是为了变法、改革,为了革命,他们上下求索,万里奔波,披荆斩棘,含辛茹苦,为国家民族耗尽毕生心血,直到最后一息,有的更是慷慨赴义,从容就死。

    这样的仁人志士,一百年来实在是太多太多了。19世纪末叶是风云际会、英豪辈出的年代。不说远的,单说那最后10年的90年代中,在中国近代革命史页上,就出生了刘伯承(1892)、毛泽东(1893)、邓中夏(1894)、恽代英(1895)、邓演达(1895)、彭湃(1896)、叶挺(1896)、陈潭秋(1896)、王若飞(1896)、贺龙(1896)、叶剑英(1897)这样一大批领袖人物。而在谭嗣同血溅菜市口同一年的1898年中,先后就有周恩来出生于江苏淮安,刘少奇出生于湖南宁乡,张太雷出生于江苏常州,项英出生于湖北武昌,彭德怀出生于离谭家乡浏阳不过80公里的湘潭。还有在下一年(1899)出生的瞿秋白、李立三、聂荣臻。今年,我们都已经或者将要为他们的百年诞辰寄托深深的缅怀和哀思。等到历史车轮进入20世纪初,那就更多更多,宛若繁星闪烁了。

    这些谭嗣同的后辈,降生在时代的愁云惨雾中,不知是不是由于菜市口街头鲜血的感召,都是少年时代就胸怀大志,以身许国,要将自己青春的才华,智慧和精力,献给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他们功勋卓著,泽及人民,有的人战斗一生,坎坷一生,到老来还不免横遭种种猜忌、委屈、诬陷以至残害。他们那伟大的精神和崇高品格,必然激励后来者义无反顾,勇往直前,面临重重艰难险阻而无惧色。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魂所在。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当时寄居宣南福建会馆,他几乎目击了菜市口的惨剧,震愕哀伤之余,在秋风秋雨中冷静下来,为六位烈士写了悼诗:

    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

    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

    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

    临河鸣犊叹,莫遣寸心灰。

                (《愈懋堂诗集》)

    诗写得感慨遥深,充溢着诗人的愤懑和忧伤。前四句表达了他对百日维新运动的成败和评价。末二句用了孔子的典故:在卫国不得重用的孔子,打算到晋国去投奔当政的赵简子,风尘仆仆到黄河边,听到赵简子杀了贤大夫窦鸣犊的消息,顿时吃了一惊。“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他认为赵简子未得志时,依靠窦鸣犊等帮助夺得权力,掌握政权后就杀了他,这样的形势下,自己到晋国去也未必有好的遭际,只好叹息命运不佳,放弃渡黄河,折回卫国(见《史记·孔子世家》)。严复将窦鸣犊比谭嗣同,并不确切,但他的重点是在末一句“莫遣寸心灰”,勉励自己千万不能为维新运动的失败而灰心,还须再接再厉,前仆后继。遥想他在福建会馆黯淡的窗下挥笔吟成这几句诗时,大约还未读到谭嗣同的题壁绝笔,但他们两位的心意似乎早已相通。严复是维新变法的鼓吹者,他发表过《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重要论文,抨击顽固保守,呼唤救亡图存。戊戌以后,又不遗余力地介绍当时西方的先进思想,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和孟德斯鸠的《法意》翻译到中国来,为20世纪初的新学思潮推波助澜。作为世纪之交思想界的盗火者之一,他的功绩也是应该载入史册的。

     “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一百年前的严复,以他睿智的眼光,预见到变法和改革事业“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艰辛前途,也预见到光明的远景,不管雨有多大,必定有云开日出的时候。12年之后的武昌起义,终于摧毁清朝廷的宝座,从此结束了漫长的封建专制王朝。再过10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掀开中国现代革命的新史页,神州大地上迎来崭新的局面。又过了30年,天翻地覆,天安门前升起五星红旗,前文提到许多谭嗣同的湖南同乡后辈,都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也是这一连串改天换地的伟大而持久的变革中叱咤风云、屠龙缚虎的猛士……

 

沉  船

高洪波

    三十九岁的年龄。你已经为国捐躯了。你沉入一片浓且稠的黑暗中,有咸且腥的海水呛入你的肺,你吐出最后一个含氧的气泡,努力睁大双眼,想最后看一眼你的致远舰,你的龙旗,你的被炮火熏黑了脸膛的下属们,以及那只挥之不去的爱犬。可是你已经望不见这一切,你摇摇头,想赶走罩在眼前的无边的黑暗,可惜你连这点力气都没有了。残存的脑中的最后一点意识正渐渐消散殆尽。你知道自己已不再属于自己,也许这就是死吧?你费力地想道。

    海水再次涌入你的鼻腔.黄海的咸且腥的水。你已不再有任何知觉,海水吞没了你,一尾小鱼从你的鼻尖上游过,它游动的尾鳍掠动了你的睫毛,你努力想再看一次看一眼这生活过三十九个春秋的世界,可是一切已经远去。小鱼受惊般倏然游走,如一支离弦的羽箭,海水又涌了上来。

    二座海是一座坟墓。

    惟有这样的广阔墓地。才可以安放你的灵魂。一个舰长的不屈的灵魂,一个十九世纪中国武士英武豪壮的灵魂。一个为了军旅的荣誉,为了祖国和朝廷的光荣舍命相搏的好汉!

    以你的游泳技能.加上在你身旁拼命游动的伙伴、爱犬,你完全能够借助自己和别人的力量生存下来,可是你断然拒绝了这种选择。人在舰在,既然生死与共的致远号已沉入水中。那莫名的悲愤想必让你痛不欲生。你恨狡黠的敌手吉野最后施放的那枚鱼雷,也恨自己躲闪不及,壮志未酬,壮志未酬呵。弹尽后的最后一次攻击,大无奈和大无畏的一击被鱼雷无情地阻隔了,否则,舰与舰相撞的霎那,定然是惊天动地的别一种景象。

    邓大人就这样走了。

    致远号巡洋舰也这样沉没了。

    人类与海洋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沉船是割断这种联系的最残酷的方式之一,尤其是海战中的非自然沉船。写到这里偶翻《清稗类钞》第六册,内中有《邓壮节阵亡黄海》。可以作为这篇短文的古典式收尾:

    “光绪甲午八月十七日。广东壮节公世昌乘致远舰与日人战于黄海,致远中鱼雷炸沉,邓死焉。先是,致远之开机进行也,舰中秩序略乱,邓大呼曰:‘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奚事纷纷为?况吾辈虽死。而海军声威不致坠落,亦可告无罪。’于是众意渐定。观此则知邓早以必死自期矣。邓在军中激扬风义,甄拔士卒。有古烈士风。遇忠孝节烈事,极口表扬,凄怆激楚.使人雪涕。”

    邓世昌完全有可能游回岸上的,但他断然选择了死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何等地凛然豪壮!谁说千古艰难惟有一死,邓世昌沉海的选择,在我看来自然而然,较之《泰坦尼克号》上男主角的情意绵绵来,更惨烈更悲壮也更具男儿血性!

    邓世昌的爱犬最后也随他而去。据说这只通灵性的狗一直想救主人,衔着他的衣袖不肯松口,邓世昌断然推开了它,当他们目光对视时候,这只小狗想必读出了自己主人必死的决心,它便以身殉主了。

    这只小狗没见诸正史,电影《甲午海战》中也缺少了这一笔,可我相信这是历史的真实。

    三十九岁的邓世昌,邓壮节,邓大人,以辽阔黄海为自己灵魂的栖息地,精神的驰驱场,任浪花飞溅,激情澎湃着,直到一个又一个世纪……

 

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

梁  衡

    既然中国近代史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禁烟英雄林则就是近代史上第一人。可惜这个第一英雄刚在南海点燃销烟的烈火,就被发往新疆接受朝给他的处罚。功与罪在瞬间便交织在一个人身上,将其扭曲再造,像原子裂变一样,产生出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作为最大的私有者,总是以天上为私。道光在禁烟问题上本来就犹豫,大臣中也分两派。我推想,是林则徐那篇著名的奏折,指出若再任鸦片泛滥,几十年后中原将“几无可以御敌之兵”,“无可以充饷之银”,狠狠地击中了他的私心。他感到家天下难保,所以就鞭打快牛,顺手给了林一个禁烟钦差。林眼见国危民弱,就赴重任,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他太天真,不知道自己“回不回”,鸦片“绝不绝”,不是他说了算,还得听皇上的。果然他上任只有一年半,1940年9月,就被革职贬到镇海。第二年7月又被再“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就在林赴疆就罪的途中,黄河泛滥,在军机大臣王鼎的保荐下,林则徐被派赴黄河戴罪治水。半年后治水完毕,所有的人都论功行赏,惟独他得到的却是“仍往伊犁”的谕旨。林则徐就是在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下西出玉门关的。

    但是,自从林则徐开始西行就罪,随着离朝廷渐行渐远,朝中那股阴冷之气也就渐趋淡弱,而民间和中下层官吏对他的热情却渐渐高涨。这种强烈的反差不仅是当年林则徐没有想到,就是一百多年后的我们也为之惊喜。

林则徐在广东和镇海被革职时,当地群众就表达出了强烈的愤懑。他们不管皇帝老子怎样说,怎样做,纷纷到林则徐的住处慰问,人数之众,阻塞了街巷。他们为林则徐送靴、送伞,送香炉、明镜,还送来了52面颂牌,痛痛快快地表达着自己对民族英雄的敬仰和对朝廷的抗议。林则徐治河之后又一次遭贬,中原立即发起援救高潮,开封知府邹鸣鹤公开宣示:“有人能救林则徐者酬万金。”林则徐自中原出发后,一路西行,接受着为英雄壮行的洗礼。不论是各级官吏还是普通百姓都争着迎送,都想尽力为他做一点事,以减轻他心理和身体上的痛苦。山高皇帝远,民心任表达。1842年8月21日,林离开西安,“自将军、院、司、道、府以及州、县、营员送于郊外者三十余人”。抵兰州时,督抚亲率文职官员出城相迎,武官更是迎出十里之外。过甘肃古浪县时,县知事到离县31里外的驿站恭迎。林则徐西行的沿途茶食住行都被安排得无微不至。进入新疆哈密,办事大臣率文武官员到行馆拜见林,又送坐骑一匹。到乌鲁木齐,地方官员不但热情接待,还专门为他雇了大车5辆、太平车一辆、轿车两辆。1842年12月11日,经过4个月零3天的长途跋涉,林则徐终于到达新疆伊犁。伊犁将军布彦立即亲到寓所拜访送菜、送茶,并委派他掌管粮饷。这哪里是监管朝延流放的罪臣啊,简直是欢迎凯旋的英雄。林则徐是被皇帝远远甩出去的一块破砖头,但这块破砖头还未落地就被中下层官吏和民众轻轻接住,并以身相护,安放在他们中间。

    现在等待林则徐的是两个考验:

    一是恶劣环境的折磨。从现存的资料看,我们知道林则徐虽有民众呵护,还是吃了不少苦头。由于年老体弱,路途颠簸,林一过西安就脾痛,鼻流血不止。当他从乌鲁木齐出发取道果子沟进伊犁时,大雪漫天而落,脚下是厚厚的坚冰,无法骑马坐车,只好徒步,趟南而行。陪他进疆的两个儿子,于两旁搀扶老爹,心痛得泪流满面,遂跪于地上对天祷告;若父能早日得赦召还,孩儿愿赤脚趟过此沟。林则徐到伊犁后,“体气衰颓,常患感冒”,“作字不能过二百,看书不能及三十行”。历史上许多朝臣就是这样死在被发配之地,这本来也是皇帝的目的之一。林则徐感到一个无形的黑影向他压来,他在日记中写道:“深觉时光可惜,暮景可伤!”“频搔白发渐衰病,犹剩丹心耐折磨”,他是以心力来抵抗身病啊。

    二是脱离战场的寂寞。林是一步一回头离开中原的。当他走到酒泉时,听到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的消息,痛心疾首,深感国事艰难。他在致友人书中说:“自念一身休咎死生,皆可置之度外,惟中原顿遭蹂躏,如火燎原……侧身回望,寝馈皆不能安。”他赋诗感叹:“小丑跳梁谁殄灭,中原揽辔望澄清。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本来封建社会一切有为的知识分子,都希望能被朝廷重用,能为国家民族做一点事这是有为臣子的最大愿望,是人们人生价值观的核心。现在剥夺了这个愿望就是剥夺了他们的生命,虎落平川,马放南山,让他在痛苦和寂寞中毁灭。

    玉门关外风物凄凉,人情不再,实在是天设地造的折磨罪臣身心的好场所。你走一天是黄沙,再走一天还是黄沙;你走一天是冰雪,再走一天还是冰雪。不见人,不见村,不见市。这种空虚与寂寞,与把你关在牢中目徒四壁,没有根本区别。马克思说,在其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把你推到大漠戈壁里,一下子割断你的所有关系,你还是人吗?呜呼,人将不人!特别是对一个博学而有思想的人、一个曾经有作为的人、一个有大志于未来的人。

    “腊雪频添鬓影播,春暂借病颜酡。三年飘泊居无定,百岁光阴去已多。”

    “新韶明日逐人来,迁客何时结伴回?空有灯光照虚耗,竟无神诀卖疾呆。”(《除夕书怀》)

    他一个人这样过除夕。

    “雪月天山皎夜光,边声惯听唱伊凉。孤村白酒愁无奈,隔院红裙乐未央。”(《中秋感怀》)

    他一个人这样过中秋。

    “嫡居权作探花使。忍轻抛、韶光九十,番风甘四。寒玉未消冰岭雪,毳幕偏闻花气。算修了边城春禊,怨绿愁红成底事,任花开花谢皆天意。休问讯,春归未。”(《金缕曲·春暮看花》)

    他在季节变换中咀嚼着春的寂寞。

    当权者实在聪明,他就是要让你在这个环境里无事可做,消磨掉理想意志。不管你怎样地怒吼、狂笑、悲歌,那空旷的戈壁瞬间就将这一切吸收得干干净净,这比有回音的囚室还可怕。任你是怎样的人杰,在这里也要成为常人,庸人,失魂落魄。林则徐是一个有经天纬地之才的良臣,是可以作为历史标点的人物。禁烟的烈火仍在胸中燃烧,南海的涛声还在耳边回响,万里之外朝野上下还在与英国人做无奈的抗争,而他只能面对这大漠的寂寞。兔未死而狗先烹,鸟未尽而弓先藏。“何日穹庐能解脱,宝刀盼上短辕车。”他是一个被捆绑悬于壁上的壮士,心急如焚,而无可用力。

    怎么摆脱这种状况?最常规的办法是处过且过,忍气苟安,争取朝延早点召回。特别不能再惹是非,自加其罪。一般还要想设法讨好皇帝,贿赂官员。这时内地林的家人和朋友正在筹措银两,准备按清朝法律为他赎罪。林则徐却断然拒绝,他写信说,“获咎之由,实与寻常迥异”,“此事定须终止,不可渎呈”。他明确表示,我没有任何错,这样假罪真赎,是自认其咎,何以面对历史?他没有一点私欲,不必向任何人低头,为了自己抱定的主义,他能容得下一切不公平。他选择了上对苍天,下对百姓,我行我志,不改初衷,为国尽力。

    林则徐看到这里荒地遍野,便向伊犁将军建议屯田固边,先协助将军开垦城边的20万亩荒地。垦荒必先兴水利,但这里向无治水习惯与经验,林带头规范,捐出自己的私银,承修了一段河渠。这被后人称为“林公渠”的工程,一直使用了123年,直到1967年新渠建成才得以退役。就像当年韩愈发配南海之滨带去中原先进耕作技术一样,林则徐也将内地的水利、种值技术推广到清王朝最西北的边陲。他还发现并研究了当地人创造的特殊水利工程“坎儿井”,并大力推广。皇帝本是要用边地的恶劣环境折磨他,他却用自己的意志和才能改造了环境;皇帝要用寂寞和孤闷郁杀他,他却在这亘古荒原上爆出一声惊雷。

    林则徐在伊犁修渠垦荒卓有成效,但就像当年治好黄河一样,皇帝仍不饶他,又捎他到南疆去勘察荒地。北疆虽僻远,但雨量较多,农业尚可。南疆沙海无垠,天气燥热,人烟稀少,语言不通。这无疑又是对林则徐的一场更大更苦的折磨。对皇帝而言,这是对他的进一步惩罚,而在他,则是在暮年为国为民再尽一点力气。1845年1月17日,林则徐在三儿聪彝的陪伴下,由伊犁出发,在以后一年内,他南到喀什,东到哈密,勘遍东、南疆域。他经历了踏冰而行的寒冬和烈日如火的酷暑,走过“车箱颠簸箕中粟”的戈壁,住过茅屋、毡房、地穴,风起时“彻夕怒号”、“毡庐欲拨”、“殊难成眠”,甚至可以吹走人马车辆。林则徐每到一地,三儿与随从搭棚造饭,他则立刻伏案办公,“理公牍至四鼓”,只能靠第二天在车上假寐一会儿,其工作紧张、艰辛如同行军作战。对垦荒修渠工程他必得亲验土方,察看质量,要求属下必须“上可对朝延,下可对百姓,中可对僚友”。别人十分不理解,他是一戍边的罪臣啊,何必这样认真,又哪来的这种精神?说来可怜,这次受旨勘地,也算是“钦差”吧,但这与当年南下禁烟也完全不同。这是皇帝给的苦役,活得干,名分全无。他的一切功劳只能记在当地官员的名下,甚至连向皇帝写奏折、汇报工作、反映问题的权利也没有,只能拟好文稿,以别人的名义上奏。这是何等的难堪,又是何等的心灵折磨啊。但是他忍了,他不计较,只要能工作,能为国出力就行。整整一年,他为清政府新增69万亩耕地,极大地丰盈了府库,巩固了边防。林则徐真是干了一场“非份”之事,他以罪臣之名,而行忠臣之事。

    林则徐还有一件更加“份外”的事,就是大胆进行了一次“土地改革”。当勘地工作将结束,返回哈密时,路遇百余官绅商民跪地不起,拦轿告状。原来这里山高皇帝远,哈密王将辖区所有土地及煤矿、山林、瓜园、菜辅等皆霸为已有。当地汉、维群众无寸土可耕,就是驻军修营房拉一车土也要交几十文钱,百姓埋一个死人也要交银数两。土王大肆截留国家税收,数十年间如此横行竟无人敢管。林则徐接状后勃然大怒:“此咽喉要地,实边防最重之区,无田无粮,几成化外”,立判将土王占一万多亩耕地分给当地汉维农民耕种,并张出布告:“新疆与内地均在皇舆一统之内,无寸土可以自私。民人与维吾尔人均在对恩并育之中,无一处可以异视。必须互相和睦,轸域无分。”为防有变,他还将此布告刻成碑,“立于城关大道之旁,俾众目共瞻,永昭遵守。”布告一出,各族人民奔走相告,不但有了生计,且民族和睦,边防巩固。要知道他这是以罪臣之身又多管了一件“闲事”啊!恰这时清延赦令亦下,林则徐在万众感激和依依不舍的祝愿声中向关内走去。

    一百多年后,我又来细细寻觅林公的踪迹。当年的惠远城早已毁于沙俄的入侵,在惠远城里我提出一定要谒拜一下当年先生住的城南东二巷故居。陪同说,原城已无存,现在这个城是清1882年,比原城后撤了7公里重建的。这没有关系,我追寻的是那颗闪耀在中国近代史上空的民族魂,至于其载体为何无关本质。我小心地迈进那条小巷,小院短墙,瓜棚豆蔓。旧时林公堂前燕,依然展翅迎远客。我不甘心,又驱车南行去寻找那个旧城。穿过一个村镇,沿着参天的白杨,再过一条河渠,一片茂密的玉米地旁留有一堵土墙,这就是古惠远城。夕阳下沉重的黄土划开浩浩绿海,如一条大堤直伸到天际。我感到林公的魂灵充盈天地,贯穿古今。

    林则徐是皇家钦定的、中国古代最后一位罪臣,又是人民托举出来的、近代史开篇的第一位功臣。

 

引得春风渡玉关

——左宗棠之死

冯伟林

    光绪十一年,即1885年7月27日清晨,74岁的湘人左宗棠停止了呼吸。他是在福州北门黄华馆钦差行辕任上去世的。

    接到丧折后,慈禧太后的心情是复杂的,“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言犹在耳,左宗棠却说走就走了。走了也好!这个汉人太强悍,太无拘束,甚至在万寿圣节也不参加行礼。但态还是要表的,不然还有谁愿为朝廷卖命呢?于是诏谕立即明发各省:追赠左宗棠为太傅,恩谥“文襄”,赏治丧银三千两。

就在太后下达诏谕后的一个夜晚,福州暴雨倾盆,忽听一声霹雷,东南角城墙顿时被撕裂一个几丈宽的大口子,而城下居民安然无恙。老百姓说,左宗棠死了,此乃天意,要毁我长城。

    左宗棠死了,左公行辕标着“肃静”、“回避”字样的灯笼,换成了罩以白纱的长明灯,沉重的死亡气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这盏盏白灯,宣告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拥有二等恪靖侯、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一等轻骑都尉、赏穿黄马褂、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等7个头衔的左宗棠,这个风光了一生的男人,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法国人松了一口气。他们正在攻占台湾,他们的军舰还在东海耀武扬威。左宗棠与他们摆开了决战的架势,发出了“渡海杀贼”的动员令。左宗棠一死,便群龙无首了。他们吃过左宗棠的大亏,知道他是雄师。一头狮子领着一群羊,个个是狮子;而一群狮子被一头羊领着,个个就成了羊。

    英国人松了一口气。英国领事在上海租界公园竖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左宗棠下令侍卫将其立即捣毁并没收公园,逮捕人犯。端坐在八抬绿呢大轿中的左宗棠,身穿黄马褂,头戴三角化翎,手执鹅扇,面容饱满,威严无比。只要他进入租界,租界当局立马换上中国龙旗,外国兵警执鞭清道。但现在,左宗棠死了。俄国人松了一口气。左宗棠用兵车运着棺木,将肃州行营前移几百公里至哈密,“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准备与俄军决一死战,终于把他们从新疆赶走,把他们侵占的伊利收回。左宗棠一死,中国少了一个硬骨头。

    李鸿章松了一口气。一个月前,他在天津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这是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之后,莫名其妙地签订的一个地地道道的丧权辱国条约,是世界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奇闻。左宗棠领衔反对,指斥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全国舆论哗然,群情激愤,弄得李二先生狼狈不堪。李鸿章决定拿左宗棠的下属开刀,杀鸡给猴看,指使亲信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等人,将他们充军流放。左宗棠上书鸣冤,眼看就要翻过案来,但现在左宗棠死了。好了,一了百了,主战派的旗帜倒了……

    死,对于死者来说,是结束。但对活着的人,是一种绝望的痛苦。大清的中兴重臣一个接一个地死了,茫茫九州,哪里还听得到复兴的呐喊?大清气数尽矣。

 

伟大的二重性格

——鲁迅精神一解

孔庆东

    圣像一旦熄灭了光环,得到的决不是亵渎,而是真正由衷的敬仰和礼赞。鲁迅在中国人的心里,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圣像,而今,越来越多的探索者,从膜拜的跪垫上站起,走近这尊雕像,去抚摸、敲打以至解剖。鲁迅,作为中华民族现代精神的集合体,正在被重新认识、重新雕塑。在这一过程的进行中,我们会愈来愈清晰地看到,鲁迅体内交织着那么多相互矛盾的二重性格,诱使我们去进一步开掘、分析与探讨。最终将会发现,正是这些对立统一的二重性格,组成了鲁迅这一伟大而复杂的有机体。

    鲁迅的言语之间、行动之间以及言与行之间,常常涂满着矛盾色彩。他最喜欢把两个反义的概念、现象并列在一处。如“为了忘却的记念”,“于无声处听惊雷”,“炎天凛夜长”等等。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常常好像很不一致。他一方面说文艺不能“俯就大众”、“媚悦大众”,说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另一面又主张“将文字交给一切人”。一会儿肯定“一切文艺都是宣传”,一会儿又说要“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文艺与革命》)一面强调“选材要严,开掘要深”,另一面又说“无产者无论写什么,都有贡献意义”。(《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他的一些做法也似乎令人难以理解。他到日本留学,是弘文学院江南班里最早剪掉象征封建压迫的辫子的,并且拍了断发照片同时寄给周作人和许寿裳。但是他1905年暑假省亲,却装上了假辫子。当日本学生以教员漏题给鲁迅的暗喻侮辱他时,他一面提出强硬的抗议,消灭了流言,另一面却又妥协似地退还了匿名信。他一方面能够宽容那些伤害过他的种种青年、文人,另一面却又坚持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没有一丝一毫的“费厄泼赖”。鲁迅认为人生是苦的,可他又不肯逃避,而是“专和痛苦捣乱”,在奋斗中寻找乐趣,不像周作人、林语堂等主张无所作为。他认为艺术是苦的,却偏偏抛弃了医学来稿艺术。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大加挞伐,甚至主张青年“少看——甚至不看——中国书,多读外国书”,(《华盖集·青年必读书》)另一面,却又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搜集、整理工作,还写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著作。他既相信未来会有“黄金世界”,又认为“将来会变成现在”,“将来就没有黑暗了么”。既对世人满腔热血,却又总怀着“人心惟危”的念头。他既担心与“害马”的爱情会影响了战斗,却又没能像《野草》中的“过客”那样拒绝了小女孩的布……

    总之,他既爽朗,又阴郁;既豁达,又念仇;既果断,又彷徨;既机智,又呆板;既深刻,又幼稚;既诚朴,又狡黠……几乎一切中国人视为两极的品性都被他力挽双驹地熔为一炉。

    以上所举的鲁迅性格的种种矛盾表现,并非是他一人所偶然独具的。在许多同时代的先进知识分子身上都可发现这样那样的性格矛盾。如李大钊作为向一切封建传统宣战的最前列的勇士,却与旧式婚姻结合的夫人相敬如宾。郁达夫在文坛上声名日震,生活上却沉沦难以自拔。纵观世界历史,每一变革时期的先觉者,不论是俄国文学史上的“多余人”、“新人”,日本文学史上的自然主义大师,欧美文学史上的所谓“垮掉的一代”,还是我国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都各自表现出具有时代烙印的性格两重性,只不过这一点在鲁迅身上体现得尤为全面和醒目罢了。

    鲁迅的二重性格首先是时代的反映。“五四”前后不到十年的时间,国外各种文化蜂拥而入,世界上几乎每一角落的思想都直接间接地投影到这块昏睡百年的土地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巨大的喘息抗拒着、挣扎着,同时也不得不容纳着、吸收着。最古老、陈旧的,与最年青、崭新的,在同一狭小的时空里进行着决战。各种势力、各种阶层的代表思想鱼龙混杂,在同一舞台上演着千百种戏。各种矛盾的思想犬牙交错,互相影响与被影响,形成大大小小的矛盾思想体系。所有这些矛盾思想体系的合力矢量,就是这场决战的总趋势。而这个总趋势,必然要反映到最具有时代典型意义的某些、某一个由若干人甚至是一个人构成的思想体系上,那么,这个人,就正是鲁迅。

    这种历史角度的偶然性转到个人角度就又具有了必然性。恩格斯说人的性格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鲁迅的这种二重性格也不例外。社会关系中的关键部分是教育,鲁迅所受的教育正是一个庞大的矛盾体系。他生于破落的书香门第,厅上悬着“品节详明德行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平和”的对联,从小读的是“粤自盘古,生于太荒”的《鉴略》,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后来又就学于章太炎,造诣日深,古文运用得游刃有余。不仅能写出《斯巴达之魂》那样字字金石的文言小说和《摩罗诗力说》那样运斤成风的万言宏著,而且连自诩国粹大师的章士钊之流也被鲁迅在“小学””方面所击败。但另一方面,鲁迅又接受了世界上一切最新的思想。进化论的影响他终生也未能完全摆脱。他学过矿务,学过医学,而且在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化学和生理卫生教员时,给学生们讲解生殖系统,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破天荒之举。他不仅翻译了许多社会科学书籍,而且还介绍了许多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如居里夫妇发现的镭。鲁迅除了得到正式教育外,受各种民间文化的熏陶也很深厚,形成了他那种真正全民的文化观。所以鲁迅不仅精通子曰诗云,也懂声光化电;既背过“非礼勿视”,也看过衍太太的春画;既明了佛门弟子的普渡众生,也牢记吴越祖先的复仇雪耻;既肯定“民亦载舟,民亦覆舟”,又大力主张“任个人而排众数”,一切对立的思想在他的灵魂深处互相消长着。

    鲁迅的人际关系网也是复杂的。有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战士瞿秋白、李大钊、陈独秀,有发动复古的章太炎、章士钊,还有趋向恬淡幽默的周作人、林语堂;有学识渊博的钱玄同、沈钧儒,也有目不识丁的章运水和阿长;有最先进、解放的新女性许广平、刘和珍、萧红,也有仍戴着封建枷锁的母亲鲁瑞和朱安夫人;有正直善良的左翼青年柔石,也有吮血肥己的另一类“文学混混”。这些活生生的人对鲁迅产生的影响也许比书本更大,鲁迅对待他们及他们所代表的更多的人必须要采用不同的交往态度和交往方式,这本身就是一片矛盾的环境土壤。

    鲁迅的个人经历也一直是顺境与逆境的交织。幼年的家庭人欢书朗,接着忽然由“小康陷入困顿”。鲁迅求学江南水师学堂,是被人视作走投无路,只得将灵魂“卖给洋鬼子”的,母亲只能给他筹办了八元川资。临近毕业又前途暗淡时,他又有幸被派往日本留学。在日本他由寂寞转为呐喊,弃医从文。归国后又陷于沉寂。婚姻问题的烦恼,兄弟失和,自己在社会上名声日震,被视为“思想界的权威”,却又只能“忍看朋辈成新鬼”;南北流寓,与许广平的结合,投入无产阶级的营垒,却又频遭背后的冷箭……曲折坎坷的人生旅途铸就了他矛盾重重的世界观。

    时代的要求加上鲁迅的个人条件产生了他复杂的二重性格体系。他的精神之所以能够代表我们民族,是因为这种二重性格体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化的多元归一的倾向。中国文化能够长期保持海绵性结构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存在一个辩证思维的指导机制,虽然它有时堕落为中庸之道。这种民族性的辩证思维能够轻易地吞噬掉单一的外来文化侵袭。而当它受到四面八方扑来的与它相矛盾、而且自己之间也相互矛盾的文化大围攻时,便表现出时左时右、进退不定的矛盾状态,实际上是以无数个局部的矫枉过正来与其结果的互相消长达到整体上的本质稳定和海绵体的良性膨胀。这个过程就是无数个两极对立和总体上由渐进而渐变的统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既看到鲁迅身上存在那么多的矛盾之处,而又觉得他的性格是完整统一的原因。鲁迅在其性格各个侧面的种种矛盾的推动下,整体思想上一步步接近了时代的制高点,最后成为了一名冲锋陷阵的民族文化战士。他的性格达到了一个新的统一高峰。但作为一个具体的人,其种种典型的二重性格并不因此而消失,而是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发展、消长。因此,他的二重性格决不能妄谈为无一定之规的二重性格,甚至是只为个人利益的实用主义。正是这种二重性格表现了我们民族的精神,造就了这样一个大思想家,这是中华民族的思想结晶,因此,我们说这种二重性格是伟大的。这一伟大性直到今天还似乎仰不可及,固然是一种历史的悲哀。但要承认,无论“黄金世界”何时到来,鲁迅永远不会消逝的,他的二重性格已经沦浸到我们的血液中,代代相传了。

 

一代儒僧李叔同(节选)

来新夏

    李叔同学名文涛,叔同为其字。出生在清光绪六年(1880年),处于清末民初,上距屈大均的出生整整250年(1630-1880年)。他们有若干相似处,如同处于改朝换代的社会转型期,一个由明到清,一个由清到民国;他们自幼饱受儒家经典教育,都有较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和名著传世,屈有《广东新语》,李有《前尘影事集》;他们的周围都有一批博学多识的精英,屈与著名学者顾炎武、朱彝尊、阎若璩和毛奇龄等多有往还,相互切磋求真求实之学。李则与王仁安、夏尊、孟广慧、丰子恺、马一浮等为师友。他们也都性好游历。屈以南人曾北游京师,周览辽东,西涉山陕;李则以北人旅居沪滨,东渡扶桑,布道浙东南闽。综观他们的一生,都无愧于儒僧之称。

    但是,他们在相似中也还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虽然彼此都经历了社会转型期,可是屈所经历的是从一个封建王朝到另一个封建王朝,而李则是经历了结束封建制度走向共和国的转型,李所承担的社会冲击力自然要大得多。屈主要继承儒家文化,李则不局限于儒家文化,还对佛学、西学、美术、戏剧以及诗词等学无不博涉旁通,较之屈氏眼界更为开阔,思辨力更为深入。李氏的交游也不止是古学之士,而是社会各方人士:有饱学儒士,有文人骚客,有艺人名妓,有释子名流,这些方方面面的影响铸就了李叔同的各种才能,所以他能不拘小节地潇洒风流,他能吟诗填词绘画作书,他能粉墨登场唱京戏演话剧,真正成为“津沽风流在叔同”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李叔同与屈大均的最大不同处在出世道路的不同,也就是为什么由儒而僧。屈大均的为僧纯出于民族界限,1651年(清顺治八年),当他21岁时,清兵围广州,屈为表示与异民族政权的不合作,即削发为僧,法号今种。李叔同的出世道路非常漫长,几乎是尽一生精力进行层次升华。他的入室弟子丰子恺曾用自己对人生的理解来分析李叔同的层次升华。丰子恺说: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

    丰子恺认为人生就是在爬这样一种楼,但他认为不是每个人都能爬到顶,也不是每个人都要循层而上。他在195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李叔同的升华道路就是从一楼循层而上到三楼的。他分析说:

    “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我与弘一法师”,见《李叔同——弘一法师纪念集》第106-10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丰子恺还用喝酒打比方,酒量有大小,酒的品类就不同,李叔同的酒量大,必须喝高粱酒才过瘾,也就是必需到达三层楼才能满足他的“人生欲”。时隔40余年,金梅先生于2000年为《李叔同——弘一法师影志》撰文时也把李叔同的一生划分为三大时期,即才子期、艺术教育家期和高僧期。虽说法不同,但与丰氏说法的精神是一致的。

    从李叔同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来看,丰、金二氏的分析是合乎李叔同人生实际的。他们的议论也比较平实而不虚夸。但是,我认为不如把李叔同的一生分为在世和出世两期更显示转变的明确,因为丰、金二氏所定的前两期是李叔同徘徊、探求人生的时期,许多时候都是在一二层楼上上下下,可合并为在世期;而到1917年底,他在虎跑见友人彭逊之出家,大为感动,遂拜了悟和尚为师,了悟为其取法名演音,法号弘一,次年(39岁)秋,李叔同在西湖虎跑定慧寺正式剃度,入灵隐寺受具足戒为僧,并以法号弘一行世后,他的人生从此发生了一次大超越,进入其人生的出世期。在世、出世虽是两大时期,但却不是截然分开的。在世期所经历见闻的各种苦难所酿造的苦酒,被他慢慢地啜饮下去,推动他向解脱尘世纷扰的境界跑去,终于进入出世期。

    他清醒地看待自己的一生,临终时所留下的“悲欣交集”四字,就是他参透人生,最后彻悟的总揭示。他想到在世期的种种坎坷不平和人间百态,不觉悲从中来;但又想到自己能以慧剑斩断纷杂无绪的种种情思,一切烦恼涣然冰释而欣悦无比,于是安然生西。

    李叔同不论在世、出世,一直以一颗赤红的心悲悯护爱周围的一切。他同情母亲的身世,怜惜母亲在家庭中的卑下地位,所以一生尽孝来填补母亲的生活空缺。当母亲早逝后,他改名为哀,号哀公,这种悲哀一直延续到他出家。他爱自己破旧的国家,以激越的心情歌唱祖国,写下了《祖国歌》《我的国》和《大中华》等主题鲜明、感情充溢的歌曲,不仅流行于当时,而且传留于后世,至今犹作为校园歌曲在传唱。他爱朋友,和夏尊结为挚友。夏尊的《爱的教育》给当年无数少年以爱的培养;应该说与李叔同的爱心有一定关联而引为同调。他的学生丰子恺的《护生画集》,秉承师脉,呵护生灵,启示人们应有仁人爱物之心。他旅居沪滨,与当地名士许幻园、袁希濂、蔡小香、张小楼等相交默契,结为金兰之好,称“天涯五友”不时杯酒唱和。他走马章台与名妓歌郎过从来往,并非单纯沉浸于欢乐,从他的赠名妓谢秋云诗中可见痕迹,诗云:“冰蚕丝尽心先死,故国天寒梦不春,眼界大千皆泪海,为谁怅惆为谁颦?”这首诗透露李叔同对风尘人物的同情爱怜,也流露出他的忧时愤世。待他出世后,又恪遵戒律,清苦自守,说法传经,普度芸芸众生。他寻求的虽是一条消极之路,但确实抱着一片爱心引导同好者由此岸走向彼岸,用心至善!

    1942年秋,李叔同以弘一法师的身份卒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时年63岁。他吉祥西去留给后人无限哀思,人们同情他起起伏伏的传奇一生,释家钦敬他重振南山律宗这一绝学。坐化后,遗骸分在泉州清源山弥陀岩和杭州虎跑寺两处建舍利塔,供僧俗瞻仰礼拜。有关他的诗文撰作,屡见不鲜。1980年,赵朴初居士为弘一法师李叔同百年诞辰所写献词尤能概括法师的一生,诗云:“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耀天心。”

 

林语堂的生活艺术

竺  晓

    我们这一代的人知道林语堂,大多还是从鲁迅先生的著作里知道他的大名的,那时林语堂似乎还是个反面人物,在《鲁迅全集》中关于“打落水狗”或者是批判“幽默”的注释里,往往才露出他的名字。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一致认定:凡是被鲁迅先生骂过的人必定不是什么好人,所以林语堂就成了许多人心目中的“反动文人”,早期的印象是难以很快磨灭的,只有等待时间长河的冲洗。

    后来,开始陆陆续续地读到林语堂的幽默散文,才知道他也是一位文章大家。譬如在林语堂的《有不为斋文集》一书中,其散淡幽默的文字就很令人喜欢,他是这样写读书的情形的:“或在暮春之夕,与你们的爱人,携手同行,共到野外读离骚经;或在风雪之夜,靠炉围坐,佳茗一壶,淡巴菰一盒,哲学经济诗文,史籍十数本狼籍横陈于沙发之上,然后随意所之,取而读之,这才得了读书的兴味。”

    《生活的艺术》是林语堂旅美专事创作后的第一部书,也是继《吾国与吾民》之后再获成功的又一英文作品。该书于1937年在美国出版,次年便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达52周,且接连再版四十余次,并为十余种文字所翻译。近几年也有不少版本和读者见面。

    林语堂在书中谈了庄子的淡泊,赞了陶渊明的闲适,诵了《归去来辞》,讲了《圣经》的故事,以及中国人如何品茗,如何行酒令,如何观山,如何玩水,如何看云,如何鉴石,如何养花、蓄鸟、赏雪、听雨,吟风、弄月……林语堂将中国人旷怀达观,陶情遣兴的生活方式,和浪漫高雅的东方情调皆诉诸笔下,向西方人娓娓道出了一个可供仿效的“生活最高典型”的模式。

    林语堂的文章很有自己的风格,其散文、随笔半雅半俗,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入情入理,可谓是独具一格。林语堂的这种风格同他对文字的见解有关。他认为:“世上有两个文字矿:一个是老矿,一个是新矿。老矿在书中,新矿在普通人的语言中。次等的艺术家都从老矿中去攫取材料,惟有高等的艺术家则会从新矿中攫取材料。”此话说得确实精辟,道出了文字的活力之源泉。

    手捧他的散文,读到得意处不由会心一笑,幽默处会忍俊不禁,深远处则回味无穷。林语堂的散文没有绚词丽语,也没有丝毫的说教成分,仿佛是知心好友间的娓娓闲谈,谈生活谈思想谈艺术谈情趣,在不知不觉中犹如一汪清泉沁入人的心脾,让人心旷神怡。

    有人说林语堂是斗士,有人说林语堂是隐者,有人说林语堂深刻博大,有人说林语堂浅薄平庸。学者王兆胜认为,林语堂的“快乐哲学”紧紧贴近人生本相,爱常识,喜务实,尊个人,重自由,从而给十分重视人的阶级性与时代性的20世纪中国文学注入了更多的灵气与情趣。

 

觅渡,觅渡,渡何处?

梁  衡

    常州城里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纪念馆我已经去过三次。从第一次看到那个黑旧的房舍,我就想写篇文章。但是六个年头过去了,还是没有写出。瞿秋白实在是一个谜,他太博大深邃,让你看不清摸不透,无从写起但又放不下笔。去年我第三次访秋白故居时正值他牺牲60周年,地方上和北京都在筹备关于他的讨论会。他就义时才36岁,可人们已经纪念了他60年,而且还会永远纪念下去。是因为他当过党的领袖?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是因为他的才气?是,又不全是。他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

    我第一次到纪念馆是1990年。纪念馆本是一间瞿家的旧祠堂,祠堂前原有一条河,河上有一座桥,叫觅渡桥。一听这名字我就心中一惊,觅渡,觅渡,渡在何处?瞿秋白是以职业革命家自诩的,但从这个渡口出发并没有让他走出一条路。“八七会议”他受命于白色恐怖之中,以一副柔弱的书生之肩,挑起了统帅全党的重担,发出武装斗争的吼声。但是他随即被王明,被自己的人一巴掌打倒,永不重用。后来在长征时又借口他有病,不带他北上。而比他年纪大身体弱的徐特立、谢觉哉等都安然到达陕北,活到了建国。他其实不是被国民党杀的,是为“左”倾路线所杀。是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而他先是仔细地独白,然后就去从容就义。

    如果秋白是一个如李逵式的人物,大喊一声:“你朝爷爷砍吧,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也许人们早已把他忘掉。他是一个书生啊,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副多么秀气但又有几分苍白的面容。他一开始就不是舞枪弄刀的人。他在黄埔军校讲课,在上海大学讲课,他的才华熠熠闪光,听课的人挤满礼堂,爬上窗台,甚至连学校的老师也挤进来听。后来成为大作家的丁玲,这时也在台下瞪着一双稚气的大眼睛。瞿秋白的文才曾是怎样折服了一代人。后来成为文化史专家、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当时准备结婚,想求秋白刻一对印,秋白开的润格是50元。郑付不起转而求茅盾。婚礼那天,秋白手提一手绢小包,说来送金50,郑不胜惶恐,打开一看却是两方石印。可想他当时的治印水平。秋白被排挤离开党的领导岗位之后,转而为文,短短几年他的著译竟有500万字。鲁迅与他之间的敬重和友谊,就像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的完美。秋白夫妇到上海住鲁迅家中,鲁迅和许广平睡地板,而将床铺让给他们。秋白被捕后鲁迅立即组织营救,他就义后鲁迅又亲自为他编文集,装帧和用料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秋白与鲁迅、茅盾、郑振铎这些现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齐肩至顶的啊,他应该知道自己身躯内所含的文化价值,应该到书斋里去实现这个价值。但是他没有,他目睹人民沉浮于水火,目睹党濒于灭顶,他振臂一呼,跃向黑暗。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燃。他的俄文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是数一数二了,他曾发宏愿,要将俄国文学名著介绍到中国来,他牺牲后鲁迅感叹说,本来《死魂灵》由秋白来译是最合适的。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和秋白同时代的有一个人叫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他还是一直弄他的“纯文学”,后来确实也成就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现在,当我们很大度地承认梁实秋的贡献时,更不该忘记秋白这样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国救民,甚至连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搭上去的人。如果他不这样做,留把菜刀作后用,留得青山来养柴,在文坛上他也会成为一个、甚至十个梁实秋。但是他没有。

    如果秋白的骨头像他的身体一样的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认罪,那么历史也早就忘了他。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曾是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都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出身,但是一被逮捕,就立即招供。此外像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等高干,还可以举出不少。而秋白偏偏以柔弱之躯演出了一场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英雄戏。他刚被捕时敌人并不明他的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其实,他实实在在是一个书生、画家、医生,除了名字是假的,这些身份对他来说一个都不假。这时上海的鲁迅等正在设法营救他。但是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却木然无应。敌人无法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这时他却淡淡一笑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吧。”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急电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他死意已决,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义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这是靠肉体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轨道的延伸一样坚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向来是以理行事,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文天祥被捕,跳水、撞墙,惟求一死。鲁迅受到恐吓,出门都不带钥匙,以示不归之志。毛泽东赞扬朱自清宁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粉。秋白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已达到自由阶段的知识分子。蒋介石威胁利诱实在不能使之屈服,遂下令枪决。刑前,秋白唱《国际歌》,唱红军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盘腿席地而坐,令敌开枪。从被捕到就义,这里没有一点死的畏惧。

    如果秋白就这样高呼口号为革命献身,人们也许还不会这样长久地怀念他研究他。他偏偏在临死前又抢着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在一般人看来真是多余。我们看他短短的一生斗争何等坚决,他在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右派的批驳、在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会议”,决定武装斗争,永远功彪史册,他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泣天地动鬼神。这是一个多么完整的句号。但是他不肯,他觉得自己实在渺小,实在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于是用解剖刀,将自己的灵魂仔仔细细地剖析了一遍。别人看到的他是一个光明的结论,他在这里却非要说一说这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后面的阴影。这又是一种惊人的平静。就像敌人要给他治病时,他说:不必了。他将生命看得很淡。现在,为了做人,他又将虚名看得很淡。他认为自己是从绅士家庭,从旧文人走向革命的,他在新与旧的斗争中受着煎熬,在文学爱好与政治责任的抉择中受着煎熬。他说以后旧文人将再不会有了,他要将这个典型,这个痛苦的改造过程如实地录下,献给后人。他说过:“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他不但解剖了自己的灵魂,在这《多余的话》里还嘱咐死后请解剖他的尸体,因为他是一个得了多年肺病的人。这又是他的伟大,他的无私。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涂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历史,极力隐恶扬善。特别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爱这样做,别人也帮他这样做,所谓为尊者讳。而他却不肯。作为领袖,人们希望他内外都是彻底的鲜红,而他却固执地说:不,我是一个多重色彩的人。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实验的一部分。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上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思考。他是一个内心既纵横交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人。

    我在这间旧祠堂里,一年年地来去,一次次地徘徊,我想象着当年门前的小河,河上来往觅渡的小舟。秋白就是从这里出发,到上海办学,去会鲁迅;到广州参与国共合作,去会孙中山;到苏俄去当记者,去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到汉口去主持“八七会议”,发起武装斗争;到江西苏区去,主持教育工作。他生命短促,行色匆匆。他出门登舟之时一定想到“野渡无人舟自横”,想到“轻解罗裳,独上兰舟”。那是一种多么悠闲的生活,多么美的诗句,是一个多么宁静的港湾。他在《多余的话》里一再表达他对文学的热爱。他多么想靠上那个码头。但他没有,直到临死的前一刻他还在探究生命的归宿。他一生都在觅渡,可是到最后也没有傍到一个好的码头,这实在是一个悲剧。但正是这悲剧的遗憾,人们才这样以其生命的一倍、两倍、十倍的岁月去纪念他。如果他一开始就不闹什么革命,只要随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也会成为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金石家、书法家或者名医。梁实秋、徐志摩现在不是尚享后人之飨吗?如果他革命之后,又拨转船头,退而治学呢,仍然可以成为一个文坛泰斗。与他同时代的陈望道,本来是和陈独秀一起筹建共产党的,后来退而研究修辞,著《修辞学发凡》,成了中国修辞第一人,人们也记住了他。可是秋白没有这样做。就像一个美女偏不肯去演戏,像一个高个儿男子偏不肯去打篮球。他另有所求,但又求而无获,甚至被人误会。一个人无才也就罢了,或者有一分才干成了一件事也罢了。最可惜的是他有十分才只干成了一件事,甚而一件也没有干成,这才叫后人惋惜。你看岳飞的诗词写得多好,他是有文才的,但世人只记住了他的武功。辛弃疾是有武才的,他年轻时率一万义军反金投宋,但南宋政府不用他,他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后人也只知他的词才。瞿秋白以文人为政,又因政事之败而返观人生。如果他只是慷慨就义再不说什么,也许他早已没入历史的年轮。但是他又说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话,他觉得探索比到达更可贵。当年项羽兵败,虽前有渡船,却拒不渡河。项羽如果为刘邦所杀,或者他失败后再渡乌江,都不如临江自刎这样留给历史永远的回味。项羽面对生的希望却举起了一把自刎的剑,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他们都把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推上了一层。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

    秋白不朽。

 

天才徐志摩

余  杰

    扔了这沉重的皮囊吧,是人没有不想飞的。

    是人没有不想飞的。这皮囊若是太重挪不动,就掷了它。可能的话,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

                                                     ——徐志摩

    1933年11月19日午后2时,一架司汀逊式小型运输机展翅北飞,把它的身影投射在深秋斑斓的大地上。忽然,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雾铺天盖地,飞机顿时迷失了航向。经过几分钟艰难的飞行,飞机撞到了泰山北麓的白马山上,“轰”的一声巨响,紧接着一团冲天大火,挟裹着浓烟坠落山下……这架飞机上有一位特别的乘客——现代诗坛的夜莺徐志摩。在烈焰中,这位年轻的诗人结束了他35岁的生命,而他的灵魂已飞向天外,逍遥地“云游”去了。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是一位从头到脚都充满了浪漫气息的天才诗人。他的一生,如同他热烈崇拜的拜伦、雪莱、济慈一样,彻底地奉献给了远在云端的理想。我感到惊奇的是,在那被鲁迅形容为“处处是非人间的黑暗”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单纯”信仰的诗人?我始终觉得他不像一个纯粹的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很少像他那样快快乐乐、认认真真地做梦。中国人都是世故的,乡愿的,滑头的。而在徐志摩的眼里,生命如同一注清泉,处处有飞沫,处处有闪光;生命也像一段山路,处处有鲜花,处处有芳草。不幸的是,错乱的时代与困苦的现实一天天浸蚀着他明朗的心房,他渴望像孩子那样哭,像孩子那样笑,但生活却强迫他长大。他的歌声越来越低沉,他的目光越来越黯淡,他的笑容越来越稀疏,他的诗作越来越晦涩。一只秃笔去,一只秃笔回,再无当年剑桥的神采飞扬。生活的牵制、政治的压迫、舆论的指责、友人的背离……团团地包围住了这位坚持浪漫理想的诗人。“你们不能更多地责备我,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好的。”是的,一辈子徐志摩没有绝望过,也没有怨恨过谁。在最悲壮的那一幕到来之前,尽管现实的黑暗一点点地吞噬着他那理想的新月所放射的清辉,他还是在痛苦中竭尽全力挣扎着,写诗作文、教书、办刊物、开书店,甚至实验农村乌托邦计划……作为一个诗人,他注定像蚕一样用生命结成雪白的茧,在茧成的那天羽化飞升而去;作为一个诗人,他也注定像荆棘鸟一样,衔着锐利的荆棘,在只有一弯新月的夜晚,不断为理想而鸣唱,直到满嘴鲜血淋漓,直到生命的终了。

    徐志摩是为了艺术,为了自由,为了美而生活的。“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奋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痛苦,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在答复梁任公的责难时,徐志摩说出了肺腑之言。但是,世间有没有真正的“灵魂之伴侣”呢?张幼仪、林徽音、陆小曼……有不爱而勉强爱的,有爱而不能爱的,有且爱且不爱的。总之,无论怎样求索,他的“爱”一次次被现实碰得粉碎。这是必然的结果。浪漫的爱,有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爱永远处于可望不可及的地步,永远存在于追求的状态中,永远被视为一种圣洁高贵虚无漂渺的东西,一旦接触实际,真个的与这样一个心爱的美貌女子自由结合,幻想立刻破灭。原来的爱变成了恨,原来的自由变成了束缚,于是从头再开始心目中的爱。这样周而复始、两次三番地演下去,以至于死。

    这是一个无法摆脱的悲剧模式,徐志摩深深地陷到了漩涡之中,每一次的挣扎反而加速漩涡的运转。徐志摩本不该来到这么一个世界的,就好像一粒沙落进眼睛里肯定会被流出的眼泪冲走一样,他只能被当作异端。不设防的城市往往招致最猛烈的攻击,这是一种他怎么也参不透的逻辑。进入30年代以后,徐志摩开始感到,尽管诗歌弱小的翅膀在那里扑腾,还是没有力量带整份的累赘往天外飞。“太丑恶了,我们火热的胸膛里有爱不能爱;太下流了,我们有敬仰之心不能敬仰;太黑暗了,我们要希望也无从希望。太阳给天狗吃去,我们只能在天边的黑暗中沉默着,永远的沉默着!这仿佛是经过一次强烈的地震的悲惨,思想、感情、人格,全结震成了无可收拾的碎片,再也不成系统,再也不得连贯,再也没有发现。”当每个聪明的成年人都对皇帝的新衣赞不绝口的时候,那个喊出“什么也没有看见”的孩子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在这一点上,徐志摩很像安徒生——既深味人世的苦楚,又保持不老的童心。然而,长不大的彼得·潘毕竟只是一个遥远的神话,徐志摩则是一棵无法与土地告别的树。追求了一辈子的美,突然发现面前傲然开放的是一朵恶之花。我们无法揣度他当年的心态,而好友梁遇春的回忆录中,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徐志摩拿着一枝纸烟向一位朋友借火时说一名话:“Kissing the hire”。人世间的经验好比是一团火,许多人都敬鬼神而远之,隔江观火,拿出冷酷的心境去估量一切,不敢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火焰里去,因此这个暗淡的生活,简直没有一点光辉。“只有徐志摩肯亲自吻这团生龙活虎的烈火,火光一照。化腐朽为神奇,遍地开满了春花,难怪他天天惊异着,难怪他的眼睛跟希腊雕像的眼睛相似,希腊人的生活就像他这样吻着人生的火,歌唱人生的传奇。”还是梁遇春看得真切透彻,徐志摩的血液里,真有希腊人天真好奇的因子呢。

    “飞”是徐志摩理想的象征。在诗歌《云游》中,他写道:“脱离了这世界,飘渺的/不知到了哪儿,仿佛有/一朵莲花似的云拥着我/拥着我到极远的地方去/唉,我真不希望再回来/人说解脱,或许那就是罢!”

于是,他真的不回来了,真的解脱了。这是一个他早已洞悉的宿命。我不得不相信宿命的存在。否则,这个沼泽地一样的世界上,怎么会有徐志摩这样一个不湿鞋袜的人来走一遭呢?  

 

老舍之舍

刘美芹

    岚儿在信里说:“去书店找那本《老舍幽默小品集》,人家说书没卖完,都退回出版社了。倒是找到老舍别的散文集,但跟手上那本文字又相差太远。而且,大概看了看,里面有错字,纸张也不好,你如果想要,我就买来寄给你。手上那本想来想去都觉得舍不得送给你,看来我对朋友还不是一点私心也没有啊,呵呵。”

    我知道岚儿是真热心,也知道岚儿是真小气,我当然心有微酸却故作姿态地说:“不用,我会留心,不定哪个出版社睡醒了或实在没有剩饭可炒,就会做功做德地想起老舍来了。”市面上老舍的书确实很难见。浙江文艺出版社曾出版过成套成套的散文集、选集、全编、精编,封面朴素大方几乎不加修饰,买几本放在书架上也很漂亮。他们把二十世纪的重要作家包括台湾香港的都快打捞完了,可就是不见老舍上岸,不知什么缘故。

    其实我看过的老舍的书不多,一本《四世同堂》而已,还是相当年轻的时候看的。手头倒有一本他的小说集,封面是不知从哪个电影里偷来的剧照,不负责任得很,里面尽是错字。再看封底有出版社却没有出版社地址,一下子意识到遇上了盗版,气得把书扔出好远。

    但,昨天一不小心看到了那本《大智若愚》,封面是简笔国画没叶树,枝枝桠桠直愣愣的,透出一股子清静幽远。不用说,当然是先买为快,再睹更快。

    忽然琢磨出来,一直觉得老舍亲切,原来跟他的名字很有关联。笔名里不喜欢“冰心”,太正气;不喜欢“茅盾”,太冷气。老舍就不同。“舍”是最早的象形字,意思是屋,“人”是斜溜下来的屋顶、屋檐,“干”是窗,“口”是门,整个的“舍”是很温暖的家,舍里再有一盏燃着的灯,一盆正旺的炭,纳鞋底儿的妻,绕床的儿,不信你不醉不痴。

    “舍”字已是迷人,何况前面又加一个“老”字:老舍,舍而老,宅而古。凡“老”总是让我尊敬,让我迷恋:老照片,老电影,老歌曲,老人家,老家,老乡,老友……从前我们老家盖房子都是一溜三间红砖红瓦房,侧过来看,不是个“舍”字又是什么?老舍啊,红彤彤、暖洋洋的老家。

    老舍不只是名字让人觉得近乎。我们赞一个人,往往喜欢说“他是个性情中人”。这么说的时候通常是心里愿意和他做朋友的。会哭,会笑,会恼,会好,有嗜好,有脾气,不完美,才会觉得原来他跟我这么相像,不知不觉,戒备心一点也没了。“他是个性情中人。”这么说话的时候心里都在想疼他了。

    读老舍实在读得很愉快,恐怕就在于他的性情中人的做派,那么亲切,那么温暖。《大智若愚》中还有几幅老舍的黑白照,从青年到老年,完全是我心目中的样子。特别是第一张,看来看去,那眼神干净明亮得很眼熟,思忖来思忖去,对,像黎明,或者说黎明眼神像老舍,不止眼睛漂亮,那相貌也是很清俊周正的,呵,老舍原来也帅哥过。

    扯了这么多,忽然想起中学时背过的: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也许他叫老舍完全是根据“舍予”而起,就像我们管张三叫老张李四叫老李王五叫老王赵六叫老赵,舍予就叫老舍了,也许他原来的意思是“舍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这样倒也与他“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相符。

    但我不管,我就当他是一座可爱温暖的老房子,可以烤火,可以安眠,一时兴起,四处寻寻,他老人家还有宝物留给我。

 

狷者朱自清

叶兆言

    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是识字的人就一定读过。文章结尾处又一次写到背影,差不多是点题的意思,“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儿子印象中,朱自清也应该是这么一个背影,他的朋友说起来,总说他不高的个子,白白的,人长得很结实,做事很认真,喜欢喝一点酒。这当然是抗战前。抗战后,刚刚50岁的朱自清成了一个瘦老头,体重只有30多公斤。

    这或许是中国教授们抗战前后的最好写照。抗战前,教授绝对是个人物,吃香喝辣,生活优裕,可是和日本人一打仗,教授便得为衣食操心。朱白清的胃病早在昆明时就很厉害,如果当时有条件医治,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

    日本人被打败了,中国人的日子并没有立刻好起来。通货膨胀弄得民不聊生。据说朱自清最后是借钱做的手术。刚开始以为是盲肠炎,后来发现是胃溃疡,已经破了一个洞,一切都太迟了,进医院再也没出来。他临死时曾对夫人说,自己在拒绝美援的宣言上签过字,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无论日子怎么难过,坚决不买政府配售的美援平价麦粉。

    闻一多的性格,按中国老派的说法,属于狂,张狂的狂。闻是一座火山,要爆发就爆发。朱自清一点也不狂,在气质上更近于狷,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闻拍案而起,朱却只是拒绝。郭绍虞先生说,闻是“嫉恶如仇”,朱是“从善如归”。

    30年代鲁迅到北京省亲,各大学闻讯,纷纷派人去邀请讲学。朱自清以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身份,亲自出马,好不容易见到鲁迅,却被拒绝。朱不死心,二天以后又一次去请,仍然被拒绝。鲁迅这次省亲在北京待了十多天,分别去了五所大学做了演讲.偏偏冷落了清华,朱自清一定觉得很没面子。

    朱自清是一个十分平和的人,对于属于五四时代的人来说,平和却不是什么好事,因此他取字“佩弦”,意思要像弓弦那样将自己绷紧。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吴组缃曾说过一件事,一位学生打电话到朱自清家,说有几本书要看但找不到,让朱速去图书馆帮着找一找。朱自清似乎有些生气,因为这实在没什么规矩,差遣系主任犹如使唤老妈子;然而学生的没规矩,又充分说明平时并不太把没架子的朱自清放在眼里。

    通常大家熟悉的都是朱自清前期的散文,就文章而论,朱后期的散文比前期的更好。一个人一生的努力,常常会被影响所害,朱的一些所谓代表作都在前期,大家熟记了这些篇日,因此也就不太在意他后期的作品。其实朱自清一直在努力克服白己早期散文中的缺点,这些缺点或许是由于他为人太好的缘故,很少有人指出。对于研究者来说,发现这些缺点并不十分困难,朱自清前期散文首先难免造作,譬如《匆匆》,譬如《荷塘月色》,都有堆砌词藻追求华丽的毛病。

    新文艺腔是朱自清后来坚决要去掉的东西,这也是新文学的通病,他在语文教学上投入了很多精力,目的就是为了消灭这种拿腔拿调。把《荷塘月色》选进中学教材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因为弄不好会对学生起误导作用,以为好作文就应该这么写。在朱自清前期散文中,优秀的是那些充满真情实感的文章,如《背影》,如《给亡妇》,在“才”和“情”中,以情感动人才是文学艺术的基石。但是,说这类文章好并不是一点毛病没有,他当时毕竟还年轻,整体的新文学也年轻,文字技巧上仍有可推敲之处。

    朱自清散文有着极高的地位,评论者曾说,将他的散文作为样板悬于国内,不能增删一字。我想这种评价或许是指他后期的散文。他一生都在摸索如何写出最地道的语体文。斟字酌句,不敢有一点马虎。后人特别要注意的应该是他的这种努力,否则,便难免误解了前贤,可惜了他一生的追求。

 

上善若水(节选)

谢 伦

    黄永玉写他的从文表叔,总是离不开水,并爱用《老子》里面说的“上善若水”等语。以水喻从文,真是准确之极。

    幽碧、博大、深邃、透明。当你站在虹桥边上,看到悠悠清澈的沱江水,就似乎看到了活着的沈从文,看着了他慈眉善目的真诚、温和和宽容。——自处于下,恬淡无争,遇事总是忍让,在寂寞中去默默承受命运的压力。也有“执拗”,认定该做的事情,又会炊簧幔匀崴魇ζ鹆嗣髁炼烤坏睦嘶ā6痢短粝碌姆缇啊贰ⅰ墩庑┯怯舻乃樾肌罚砟甑纳虼游模笔钦飧鲅印

    蒙蒙的细雨,给小城蒙上了一层淡淡的诗意。我一连用了几天时间,反复地走在沈从文曾经住过、走过的地方——粉红石铺就的小巷、城墙、北门古城楼、码头……试图追寻什么,追寻什么呢?我不知道。中营街里那座不大的四合院,已被政府买下来了,辟为故居供人观瞻,但并不像想的那么热闹——几个提相机散淡的游人;门前正做着姜糖的街坊;一些书摊正卖着他写的书。

    桥头是他小时最爱的去处。“那桥上有洋广杂货店,有猪牛羊屠户案桌,有炮仗铺与成衣铺,有理发馆,有布号与盐号。我既有机会常常到回生堂去看病,也就可以同一切小铺子发生关系。我很满意那个桥头……”

四围群峰的苍翠已转丹红,十月天了,可河里依然有一群洗澡的孩子。他们从高高的岸上嗵声响地跳下去,鱼一样地在江里兴风作浪。有的还故意爬上岸来,光溜溜地蹬在那儿,惹得女游客们时时地惊叫、张望。嘴巴冻得青乌青乌,也毫不在乎。一个把生活根植于重山险水的民族,勇敢已成为习惯。“大家把衣服在河滩上用石头压牢,一天的节目就在水面上开始了。”(沈从文语)自然是孩子们的乐园,也是他们人生磨砺的开始。胆量、韧性、经验也从这里获得,然后带着绮思梦想奔赴他乡。沈从文和黄永玉就是从这条河流里漂流出去的,都是在十二三岁上,背着个小小的包袱,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

    凤凰,乃至整个湘西,就这样成了一个漂泊者心中永远的牵挂。也因为“漂泊”与牵挂,才有了迷人的《边城》、《长河》、《湘行散记》和《湘西》;才有了一系列的向世人诉说不尽的原始的传奇和神秘……

    也曾困惑过,以沈从文清波一样的柔弱之身,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他背离故乡去漂泊?

    然而,当我把目光投向过去的凤凰,并稍稍扫描一下二十年代的少年沈从文以及他那一段军旅生活,又通读了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一切都释然了——是性情。水一样的流动不居的性情确定了他最终是一个美的追随者。多情、多愁、多感、多思,加上他酷爱读书,精神层面的不断提升,使他愈来愈难以容忍自己身陷旧军队的肮脏和龌龊。鸦片、妓女、欺讹、杀戮,这些丑恶像瘟疫一般整天在他身边泛滥。他担心哪一日“即或自己终于获得了权力,到头来也会被腐烂了灵魂!”这不是他要的生活!当他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产生了要远离污浊、远离粗粝的强烈愿望。因此,我以为一个看似柔弱的沈从文,其实是心劲十足的,一派清波下面,是时时涌动的急流。一旦作出决定,便会义无反顾。正如他在《一个传奇的本事》中所说:“水和我的生命不可分,教育不可分,作品的倾向不可分。……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以不同方式浸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却也从不受它的玷污影响。水的性格似乎特别脆弱,且极容易就范。其实则柔弱中有强韧,如集中一点,即涓涓溪流,滴水穿石,无坚不摧。水教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

    如水的性情使他出污泥而不染,如水的性情使他走向流动、漂泊。

    “知识和权力相比,自己愿意获得知识,放下权力。”

    挫折是必然的,生活的困苦、潦倒也是必然的。想想一个没咋见过世面的“乡下人”陡然地来到北京城,单单一个高耸的大前门,就差点儿把他吓坏了。为渡艰难找过北洋政府前总理熊希龄,毕竟沾点儿拐弯抹角的亲戚嘛,可没想人家虽然家财万贯,却不肯同情这位菜色的小乡亲;找过他舅舅——在香山做事的黄永玉的祖父,也没有得到多大照顾。黄永玉说,那时的从文表叔就住在城里的湖南酉西会馆的一间十分潮湿长年有霉味的小亭子间里。到了冬天,当然是凉快透顶的了。

    “下着大雪,没有炉子,身上只两件夹衣,正用旧棉絮裹住双腿,双手发肿,流着鼻血在写他的小说。”

    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苍凉而又温暖的风景。我每次披读《太阳下的风景》至此,便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我读汪曾祺

陈喜儒

    多年前,偶翻一本杂志,看到一组短文,没想细看,只是随意瞥了一眼。这一瞥不要紧,眼睛粘上下不来了。于是翻到前面,从头读起。文章都不长,每篇千把字,但篇篇精致,如一棵棵小树,每个枝杈,每片叶子,都长的是地方,干净、利落、匀称、和谐、美。那些家常话、大白话、大实话,由他排列组合在一起,变成了诗,变成了画,有滋有味,妙不可言。这才是真功夫,大手笔!我一下子记住了他的名字:汪曾祺。从此以后,遇到汪氏文章必读,且每次都有收获,从未因遇到“水货”而失望。

    系统读汪氏文章,应该感谢作家出版社的房树民先生,他送我一本《浦桥集》。我爱不释手,百读不厌,一直放在案头,闲时翻看一两篇,消愁解闷,会心一笑,其乐无穷。书被我翻得散了花,舍不得扔,就像儿时自己买纸钉本一样,精心用胶带纸把书脊粘了好几层,而且弄成线装书模样,继续看,最后连书皮上有广告意味的内容简介,我都暗记于心,几能背诵。

    前几年,购得北师大出版社的《汪曾祺全集》,我从头开始,一篇不落,读完八卷,对汪氏的散文、小说、诗歌、剧本、评论有一个整体印象。我以为他的散文最好,小说第二,诗歌、剧作居三。他的散文,行云流水,玲珑剔透,美不胜收,篇篇值得细细品评,咂摸滋味。

    有人说汪曾祺是现当代最后一个受士大夫文化陶熏的作家,不无道理,但似应加上受士大夫文化陶熏的最后一个平民化的作家。是的,他有士大夫的审美、闲适、散淡、学识、情趣,但无士大夫的自命不凡,恃才傲物,骄奢淫逸。他有一颗平常心,不会为弄个司局级而动心,也不会为没有专车而苦恼。有窝头咸菜吗?有炸酱面吗?有纸有笔吗?行,齐了。

    在一些人为名利争着抢着喊着骂着哭着叫着往前挤的时候,他不为所动,甚至站在旁边看热闹。路边看到一朵野花,他会欣赏半天,或者干脆坐下来抽支烟,喝杯酒。捡到一块石头,好,这是宝贝,放在口袋里。蓝天、白云,蜻蜓蚂蚱,放羊娃,乘凉的老头,养蜂人,哇哇乱叫的孩子……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吸引着他。他从中看到了美,得到了乐趣和享受。

    他从来都不是主流,或根本不想当主流。他只是个爱抽烟喝酒的老头,走在大街上。与退休的老工人差不多。他满肚子文章,却从不张扬,甚至厌恶吹捧。其实,他用不着张扬吹捧,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

    心情烦躁时,拿起汪曾祺的书,仿佛避开炎炎烈日,来到树荫下,小河边,听流水潺潺,树叶沙沙,虫鸣鸟叫……心中的烦闷、牢骚、愤怒,烟消云散,恢复一片宁静和平。

    有时我想,汪先生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一种酸梅汤或绿豆汤的作用?是他涉世太深,经历了太多大悲大喜,把人生看透了,练就了一身刀枪不入的本事?也不尽然。那么是阿Q精神在读书人身上的变异?好像也不是。是逆来顺受,被生活挤压得变了形,身心麻木,只会低眉顺眼?种种疑惑,萦绕心头,不得其解。

    思来想去,我以为,他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世界。当右派,人生至苦,但他种葡萄、画马铃薯、为演戏画布景……能找到乐趣,找到关,找到心灵的归宿。这是一种无奈,也是随遇而安。他自己也说,不这样,又能怎么着呢?但他从不消极,对生活充满希望。在面对灭硕之灾时,他没有气急败坏,自暴自弃。在平步青云、大红大紫时,他没有忘乎所以,颐指气使。他很清醒,不愠不火,宠辱不惊,牢牢把握住自己,守望精神家园。那么,他的精神家园是什么呢?像大街上那些普通人一样活着,自得其乐。

    我喜欢这个老头,他心地善良,有学识,文章好,随和可亲。他不在了,但他的书在,文章在,仍然可以听他说吃讲喝,谈古论今,品书评诗。他的笔下,瓜果梨桃,草木虫鱼,萝卜白菜,煎炒烹炸,文人墨客……皆有情致。

    我在作协工作,与汪先生同住一个城市,想见汪先生,要一本签名书,或者脸皮再厚点,索张字画,并非难于上青天,但我一无所有。有一次,在北京饭店,有人指着一位脸色有点发黑的老头说,那是汪曾祺,汪先生。他独坐一隅,手里夹着一支烟,好像在等什么人。我没有冒昧打扰,只是远远看了一眼。他微皱着眉,沉思着,或许又有一篇妙文浮上心头。

    我赞成钱钟书先生的话,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不打扰下蛋的母鸡,叫她从容地在阳光下漫步,在尘土中捡几粒粮食,在草丛中捉几只青虫,多下几个蛋,不是更好吗?

    喜欢一个作家,读他的书就足够了。

 

北岛:在语言中漂流

刘鹏凯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每当我读到北岛的这首诗,浑身的血液都会一下子涌到头顶,脚下的土地也会迅速变得冰凉,似乎所有的想像都来源于遥远的地平线。

    北岛,首先是一个建筑工人,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瘦弱的男人会有如此巨大的力量让以后的世界变得表情怪异,是惊讶万分还是张口结舌,或许还是手舞足蹈呢。当时这个建筑工人唯一的理想是烧锅炉或者是看水泵,因为这两件事才有足够的时间看书,可是一直到现在他也没有实现自己妄想的这个美差事,对于他,或许一辈子都实现不了喽。

    北岛的诗歌创作开始于“文革”后期,大部分诗歌反映了从迷惘到觉醒的一代青年的心声,时代造就了诗人独特的“冷抒情”的方式——出奇的冷静和深刻的思辨性。他在冷静的观察中,发现了“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如何造成人的价值的全面崩溃、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他想“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北岛建立了自己的“理性法庭”,以理性和人性为准绳,重新确定人的价值,恢复人的本性;悼念烈士,审判刽子手:嘲讽怪异和异化的世界,反思历史和现实;呼唤人性的富贵,寻找“生命的湖”以及“红帆船”。

    为了那只“红帆船”,20世纪80年代末,北岛开始了长期在海外漂泊的生活,准确地说,他更像一个饥寒交迫的流浪者。在我们即将淡忘他和他的作品时,北岛以一本《失败之书》的散文集,让我们重拾记忆,这位曾经风靡全国的诗人,在多年异乡漂泊的旅途中,他变得沉默了吗?他变得寡言了吗?他变得愤怒了吗?

    普希金有首诗: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在海外漂泊了多年的北岛更明白自由与平静的内涵,我想这些比幸福更为重要。

    当年,北岛用他锋锐的诗句撕裂了整个世界,如今,他用散文表示了自己存在的第三种方式。散文与漂泊之间,按时髦说法,有一种互文关系:散文是在文字中的漂泊,而漂泊是地理与社会意义上的书写。4年间,北岛住过7个国家,搬了15次家。这或许就是一种散文语境。他写道:“我在语言中漂流,死亡的乐器充满了冰。”他又写道:“必须修改背景,你才能够重返故乡。”

    北岛1996年开始写散文。那时美国一家电台开了一个“作家手记”专栏,请住在美国的中国作家诸如阿城、李欧梵、聂华苓、张辛欣写写海外的生活,其中也包括北岛。那时他答应下来时,纯属玩玩,没当回事。可是1997年的春天,北岛被老板炒了鱿鱼,人间最悲惨的事情莫过于没有饭吃,于是,写散文就成了他的当务之急。事后,北岛非常感谢那个老板,没有她,他大概不会另起炉灶。此后的两年,北岛基本上是靠卖文为生,最多的一年写过50篇,差不多每周一篇。其中第六篇《艾伦·金斯堡》曾得到过李陀的高度赞许。

    北岛的沉默和艾伦·金斯堡的嚎叫,都是上世纪我们精神旅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页。这些年,北岛游历了许多地方,他再也无法回到自己最初的内心深处,他似乎从来都在寻找一种更适合自己的存在方式,他坚持用中文写作,除此之外,就是四处教书,顾道儿蒙蒙那些美国人。

    北岛在序言中曾说:“我得感谢这些年的漂泊,使我远离中心,脱离浮躁,让生命真正沉潜下来。在北欧的漫漫长夜,我一次次陷入绝望,默默祈祷,为了此刻也为了来生,为了战胜内心的软弱。我在一次采访中说过,‘漂泊是穿越虚无的没有终点的旅行。’经历无边的虚无才知道存在有限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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